陈岱孙教授是20世纪同龄人，今年是他老人家诞辰120周年。从1962年我有幸考取岱老的研究生，到1997年岱老仙逝，我在岱老身边学习和工作长达35年之久，从未离开；如果从我1957年考入北大经济系本科算起，还得再加5年。岱老是我的恩师，我是岱老的学生。每每想起岱老对我的教诲、关怀和指导，我心中总会涌起无尽的温暖、感激和钦佩之情，没齿不能也不敢忘记。一1957年入学之初，我们就已知晓系主任陈岱孙教授是名扬学界的大学者。迎新会上，只见他那伟岸的身影，堂堂的仪表，温文尔雅的气质和风度，立刻给人以强烈视觉冲击，根本看不出他已是年近六旬的老者。进入三年级时，我们有幸直接聆听岱老讲授经济学说史，给我们的感受就更直接更深刻了。他的讲课，观点精到，层次分明，逻辑严密，语言洗练，精彩之极；而下课铃声同岱老课程终结之词总是几乎同时响起，更是令人不禁叫绝。聆听岱老授课，那是一种思想观点和讲课艺术的享受。1962年，对我来说是一个重要年头。本科毕业了，按当时惯例就要服从国家分配，走上工作岗位。恰在此时，传来了国家决定建立研究生制度，当年就要招生的消息。我当时23岁，还想继续深造，现在有了这个机会，自然不愿放弃。在这次首次招考中，北大各系均安排了顶尖学者出任导师。经济系的两位导师都是鼎鼎有名的大学者，一位是陈岱孙教授，专业方向是经济学说史；另一位是樊弘教授，专业方向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我们班同学有32人，报考20人，被批准参加考试10人，报两位导师者各5人。我报的导师是樊弘教授，这与此前同樊教授的一段交往有关。我本科毕业论文（题目是按劳分配问题）是在樊先生指导下完成的，这增进了我对平易近人的樊先生的亲近和了解，樊先生对我这个学生似乎也有好感。我对经济学说史虽也抱有很大兴趣，但由于同岱老没有直接接触，又想搞现实问题研究，所以没报岱老的。考试（笔试）是在哲学楼三层经济系办公室和会议室举行的，不用说，大家都是有备而来，决计一试身手。考试科目，除了政治课和俄语，分量最重的是专业课，包括政治经济学和《资本论》选读等。考试从早到晚整整进行了两天，午饭都是同学送来，匆忙进食后接着再写。一大早进的考场，等考完出来已是傍晚，大家不约而同地感叹道：“都快要烤糊了”。在期盼和等待中过了好几天，终于迎来了揭晓的日子。记得那一天，在宿舍忽听同学们在楼道大喊，小晏，快快快，龚理嘉同志找你！龚理嘉是我们经济系党总支书记，听到她来找我，我想很可能是考研的事。赶快迎上前去，只见她同往常一样肩挎那时流行的坤包，乐呵呵地对我说，小晏，祝贺你！你被录取了。闻听此讯，我自然十分欣喜，连忙道谢。可是，没想到她接着说，不过，有一个改变，要跟你说一下。我不禁面带迷惑地问：什么改变？她说，经过研究，组织上决定，让你从樊弘先生名下转到陈岱孙先生名下，做岱老的研究生，你看怎么样？对此我颇感意外，一下子没有转过弯来，还本着原先想法向她说，我报的是樊先生的，现在要作改变，樊先生同意吗？龚书记笑着说，樊先生不同意，怎么能做这个决定？我却又傻傻地问，我没报岱老的，岱老接受我吗？龚书记闻听此言，耐心地解释说，看你说的，岱老怎能不同意！再说，这都是组织上的事，你就不用管了。你只管跟着岱老好好学习，把他的学问接下来，传承下去，这是组织交给你的任务。话说到这个份上，再多说一句都是多余的，我只有心怀感激地接受了组织的安排。记得过后某一天，我经过哲学楼前时，一抬头，猛然看见岱老远远地站在楼前台阶上注视着我，手上拎着那常见的布包，我下意识地朝他老人家笑笑，没有说话就走过去了，心想老先生是否想看看刚收进帐下的这个学生究竟长的啥样？几十年过去了，这一镜头不知怎的一直留在我的心中，挥之不去。至于龚书记在那次谈话中所说“这是组织上交给你的任务”，则像一道庄严的命令，成为推动我努力奋进的不绝动力。事后得知被录取者竟只有我一人，这无形中更增添了某种压力。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加倍努力，以优异成绩报答组织上和岱老对我的期待，也才对得起我的那些未能如愿读研的同窗好友。二从1962秋到1966年初，国家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相对平静和宽松的氛围和环境，为我们进行紧张而有序的读书生活创造了条件，而使我在专业领域大有长进，为后来在教学研究中取得一定成就奠定了坚实基础的，则完全得益于岱老的关怀、教诲和指导。对我来说，与过往相比，这几年过得最为充实、收获最为丰硕、思想和精神最感愉快。几十年过去了，当年岱老指导我学习的许多场景仍历历在目，永不忘怀。岱老的认真负责精神和做法是出了名的，单是他亲自为我单独开设专业课，就令大家羡慕不已。岱老为我列出了详尽的外文书单，包括专业书、专业杂志和工具书。岱老指导我重点研读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既有人所共知的《资本论》，还有当时学界鲜有涉及的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岱老还指导我重点研读了西方经济学经典名著，花时间较多的是古典派的两大巨著：亚当·斯密《国富论》和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岱老还亲自打电话给北大的几位著名教授，嘱我去聆听他们的授课，包括逻辑学、世界史、西方哲学史以及外语等。无需办什么手续，我总是径直来到这些课堂，授课教授都会说，岱老已经打过电话了，欢迎你来听课。岱老说，搞我们这一行，最好是个杂家，知识领域要宽厚，外语要好。一个学期终了，岱老总要对我本学期的研习做一点评，指出成绩和不足，还会指出下一步努力目标和方向。关于再次研习《资本论》，记得我当时还提出本科时已经“选读”过，现在是否可以略过，岱老指出那是很不够的，《资本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典，应当再次系统深入研读，更不屑说搞学说史的必读经典《剩余价值学说史》了。后来事实证明，岱老的这个要求极为重要，其影响极其深远，对我后来在经济学说史专业领域的加深和开拓，关系极大。岱老授课，是在他北大镜春园79号甲的家，每周一个下午，岱老从不缺课，偶遇外出开会等事（岱老是全国政协常委），他总会写个纸条要办公室通知我。每到他家，如有家人老小在场，不管他们正在做什么，都会立即退回各自房间，宽敞的客厅马上就会归于安静，显得对客人特有礼貌和富有教养。此时那位跟随岱老多年的“老书童”就会倒茶递水，让我稍等。客厅桌上的小闹钟敲过三下，岱老立马从书房来到客厅，落座他专用的那个老旧的小沙发，我则坐在他旁边的大沙发上（后来得知，这些沙发都是多年前从前门旧货点购来的），授课就此开始，这几乎成为不变的定势。想当初，单独面对岱老这位大学者给我授课，心中不免还有几分紧张和拘谨，但岱老亲切的家常话语使我感到温暖，紧张之情立刻化为乌有。我这才体认到，看似不拘言笑的岱老原来是一位平易近人的老者。岱老的授课，总要我先说说前一周研习名著的体会，特别注重我在研习中遇到什么疑难和问题，然后他会从解答我提出的问题入手开始授课。以往我们大都习惯于上课记笔记，只带耳朵不带嘴巴的，何况同时要上的课程还有好几门，时间已经相当紧张，现在面对岱老的这种启发式授课，特别要求我先说说研习观感，提出疑难问题，一时显得很不适应，觉得相当被动和尴尬。我意识到必须转变研习方式和方法，才能跟上岱老的步伐。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情况为之改观，研习渐入佳境，而且我体会到，我事先准备越充分，经过思考能够提出问题，岱老讲解就越深入越“解渴“。岱老这种启发式教学，使我受益终生。授课终结，有时还要审看我译自名著某一章节的英文作业，指出哪些句子译得好，哪些字词译得不当。经此阵仗，可以想见，每堂课总是收获丰盈，满载而归。那场景，那方式，尤其岱老的音容笑貌，至今仍活生生留在我的心中，这该是多么宝贵的一段经历啊！1965年8月，在岱老指导下，我如期完成了研究生毕业论文，主题是对李嘉图价值论和马克思价值论的比较研究。不久顺利通过了论文答辩（当时还没有恢复学位制），结束了攻读研究生的学业，准备接受毕业分配。因为此前按学校安排同北大其他研究生一起去湖北江陵参加社教运动，毕业的时间顺延了半年。1966年3月才接到分配工作的通知，要我到北大报到，被分配到经济系。报到时偶然从工作人员口中得知，我原本要同多名应届毕业研究生一起，奔赴广州新办的一所著名华侨大学，是岱老发话才将我留在北大。三上岗不到半年，“文革”风暴竟在北大校园内骤然而起，随即席卷神州大地，延烧起伏竟至十年有余，酿成了一场空前未有的悲剧与劫难。像岱老这样的家庭背景和社会地位，顶着所谓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大帽子受到批判和冲击，那是绝对逃不脱的。连维持日常生活，在一段时间内，对岱老这位单身老人来说都成了一件极为艰难之事。面对横扫所谓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狂风暴雨，不得不让跟随和照顾他多年的“老书童”离京返乡，也不敢再雇老保姆烧火做饭；更不消说，深受骨刺之痛的岱老，还要冒着寒风，柱着拐杖，从地处校园之北的住处，艰难挪步到校园之南的学生宿舍，去参加那些不得不参加的“运动”；眼看原先精神矍烁的岱老一天天衰老下去，怎不令人心痛！作为受到岱老多年关爱的学生，我这个青年教师也无可避免地受到了必须揭批岱老的压力。造反派指斥我说，谁不知道陈岱孙待你好，他给你灌输了多少“封资修”，你为什么不揭发，你的立场站到那里去了？还有人语带提醒地说，参加这场（文革）“运动”就像在大海里游泳，作为预备党员，将来能否“转正”，就看你能不能“游”过去了。我不敢说有多么高的觉悟，事实上还是想响应号召积极参加这场运动的，尽管骨子里盼望着早日恢复我所向往的从事教学研究的正常生活，然而，从小到大所接受的传统思想和道德教育，特别是读研期间受到岱老的亲切关怀和悉心指导，我的心中充满着对恩师的感激和敬仰之情。做人要有良心，我无论如何都不能去写哪怕一张揭批导师的大字报，不能去说哪怕一句揭批恩师的污言秽语。相反，在造反狂潮翻滚的那些令人齿冷的日子里，我曾不止一次地趁着夜色，来到未名湖北岸，看看附近无人，便快步走过弯曲小径，悄悄来到镜春园79号甲，轻敲大门，进到屋里，问候岱老，说说外面的动静，随即离开。不为别的，就是放心不下！“文革”后期，我曾携妻女从武斗不断的外地回到北京，先在一位朋友处暂住。随后回到北大，却只见半年前开始的武斗局面还未结束，当权的造反派还占据着我们的住房。正愁无处安身，一位热心朋友向岱老反映了我的处境，岱老立刻应允我们住进他的家。一住就是一个月，直到工军宣队进住北大，解除武斗，我们才回到自己的宿舍。岱老的接纳和关照，使我们得以避开了当权造反派的刁难，安然度过那一段难熬的时光，这该是一份多么宝贵的亲情啊！四开启改革开放之年，岱老已是耄耋老人，但他精神面貌之振奋、学术思想之活跃、著述成果之丰富，都是空前的，可谓重新焕发了科学的青春。短短几年，他陆续发表了包括专著、主编教材、多篇论文、回忆录以及随笔等各类题材的成果，总计不下百万字，这还不包括他在各种场合就国内国际经济问题和教育问题等所发表的谈话，以及为学术界多位同仁的各类著作所写的几十篇序文；年届九旬，他还带研究生。与时俱进、拥护改革开放，成为他思想品格的最大特点。我在岱老身边，见证了这位世纪老人再创辉煌的全过程，深受鼓舞和教育。（详见我的另一篇纪念岱老诞辰120周年文章《与时俱进、改革创新、追求卓越》）1979年，为岱老祝贺伞寿，成为学界和社会各界的共同愿望。这个设想，无论在北大还是全国，当属创举，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必须要说，这完全出自众人的要求。当初向他提出这个设想时，他一直表示婉拒，他总觉得自己没有做出多少贡献。如果不是大家一再坚持，他是不会应允的。在积极筹备庆生的各项活动中，至为重要而且刻不容缓的一件大事，是为岱老编辑出版一部文集，以彰显岱老长期以来为发展中国的高教事业，为创建和发展中国经济科学，为抵抗外敌所做的历史性贡献。可是，除了近作《古典经济学派和马克思》这本专著以及主编《政治经济学史》这本教材，岱老的其他文论大都阙如。岱老早年致力于中外财政制度比较研究，并为此在国内外收集了大量资料，可惜还没有成书，便在日寇侵华并进驻清华的变局和战乱中，散失殆尽。在接下来的动荡岁月中，除了一些学术论文和时政评论，岱老再无著作问世，可是这些文论还散落在当时各种报刊杂志，未曾收集整理过。解放以后直到改革开放以前的三十年间，鉴于当时人所共知的原因，岱老在学术研究方面一直保持着沉默，没有发表任何研究成果。因此，短时间内编辑一部比较完整的文集，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我有幸受岱老和众人之托，担当起了负责组织和编辑的重任。在北大经济系、北大出版社和校外友人的通力合作下，终于在岱老80寿辰前夕，收集整理、编辑完成并出版了《陈岱孙文集》（上下卷）。除了负责全书编辑，我还在岱老指导下，初译了他1924年提交给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岱老最后定稿。我为文集撰写了“编者前言”，首次公开介绍和评价了岱老的生平和贡献，经岱老过目审定。《陈岱孙文集》的问世，为岱老伞寿锦上添花；记得在这次庆典上，我有一个发言，可能是我所例举的种种具体事例，以及我这个学生对老师的真情实感，拨动了众人心弦，引起全场热烈反响和轰动，一时传为佳话。后来，每隔五年，北大经济系都要为岱老庆生，而每次这样的活动，都成为老少云集，颂扬岱老业绩，发扬优秀传统，交流学术观点、增进友谊的良机。我有幸主持或参与了这些活动，并在每次庆典上都有幸发言，畅谈岱老对国家社会的新贡献，抒发对导师的爱戴和敬佩之情。进入改革开放年代，我作为岱老的学生，有了更多机会继续得到他老人家的教诲、扶持和帮助。我的感觉是，我们师生之间的关系因时代变迁而被注入了更为丰富和深厚的内涵和特质。“文革”过后，我同大家一样，渴望尽快弥补过去十多年蹉跎岁月造成的损失，以至劳累成疾，身体亏甚，无法坚持正常工作。正当此时，岱老和单位领导要我放下手头教学和其他工作，立刻去检查身体。这使我得以休养生息，及时得到康复。此后不久，岱老和单位领导又为安排我出国访学，操心出力，联系学校，办理手续；1985年赴美访学前，岱老又特意以家宴相送，这前所未有；岱老又让我携带着他给身处美国的几位友人的信，嘱托他们对我多加关照，这使我在美期间无处不感受到岱老的呵护和友人的温暖，对我完成访学极有助益。1991年我去德国研修前，岱老又将他的一套崭新西装，以及一件时尚新风衣送给我，说是到了欧洲，可能用得上。果然，我在德国等地期间，凡有外出，这件风衣不可或缺，可是派上了大用场。至于在深化和提高我的业务能力和科研成就方面，岱老给我的支持和帮助更是一言难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在教学研究领域的每一个成绩和进步都渗透着岱老的心血。（详见前述《与时俱进、改革创新、追求卓越》一文）1995年欣逢岱老九十五大寿，在经济学院举办的庆生会上，原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同志亲致贺忱，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同志出差外地，特地转来一封热情洋溢的贺信，他在信中说：“先生年高德昭，学贯中西，授业育人，六十八年如一日，一代宗师，堪称桃李满天下”；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同志以其清秀俊美的书法为岱老题写了“一代宗师，桃李满园”的条幅；北大各位领导以及经济系的全体师生，在极其热烈气氛中向老寿星表达了崇高敬意和衷心祝福。李铁映同志当时在外地，回京后特来岱老寓所拜望，并同岱老进行了亲切的谈话。记得当铁映同志褒奖岱老的巨大贡献时，他老人家却十分平静和坦然地说，他只是比别人早学了几年。在场众人无不为岱老的谦逊所感动。岱老在大会上致答谢词时颇为感慨地说：“时光流逝，一晃大半个世纪过去了。在过去这几十年中，我只作了一件事，就是一直在学校教书。几十年来，我有一个深刻的感受，就是看到一年年毕业同学走上工作岗位，为国家、社会服务，作出成绩，感到无限的欣慰；体会到古人所说的“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的情趣。他又说：“五年前，我曾说过，个人年华，如逝水一般，于不知不觉中迅速地流失。不可否认我已经垂垂老矣。但我也要承认我还挣扎着不肯服老，总想还能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这就是，把我在治学过程中走过的弯路，犯过的错误和得到的教训，提供给今日的青年……”人们从这篇满怀深情的话语中不难再次领悟到这位世纪老人高尚的爱国之情，谦逊博大的胸襟与追求卓越的品格。1996年，就在人们期盼过几年为岱老庆贺期颐之寿时，老人的身体状况愈显波动，时好时差；进入1997年盛夏，更是令人担忧地日见衰弱。见此情景，在同岱老家属商量之后，我立即致信李铁映同志，请求让岱老如愿赴北京医院就医。此前铁映同志曾安排岱老在该院查体，得到周到关照。铁映同志立即批转教育部，又经卫生部和北京医院安排，不到一周即办好了到北京医院就医的手续。第二天我们即协同家属送老人住进了北京医院。次日我同北大一位领导同志去医院看望和慰问岱老，并会见了为岱老诊治的医生和护士。见躺在床上的岱老精神尚好，我便向岱老汇报了正在加紧撰写岱老挂心的《陈岱孙学术精要与解读》，还提到我从经济学院图书室杨英同志处得到他于上世纪60年代所编写的一卷本《经济学说史》教材（油印本），岱老表示了谢意，并说他手头的这本教材是两卷本的等等。听说岱老如厕总是一人，不让家属和护士搀扶，大家很不放心，我于是来到岱老床边，俯身低声劝他说，您现在需要就医，要听医生护士关照，不敢再“挣扎着不肯服老“。闻听此言，岱老略显疲倦的脸上泛起了一丝会心的微笑。临走时，岱老伸出瘦弱手臂向我们告别，我们说过几天再来看您。谁知这一走竟成永别！1997年7月28日，岱老以97岁高龄与世长辞，他的逝世宣告了中国经济学高等教育事业一个时代的终结。在八宝山公墓举行的陈岱孙教授悼念大会上，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敬献了花圈，朱镕基总理和李岚清副总理特地从外地赶来致哀。记得朱总理说：“我也是岱老的学生，我一定要来送送岱老。”当天晚间央视在新闻联播节目中播发了岱老辞世的消息，并配发了岱老的巨幅遗像。如此隆重悼念和报道一位大师的辞世，前所未见。此后不久，《陈岱孙纪念文集》问世，那里满载着海内外友人和学子对岱老道德文章的褒扬与回忆，其中很有一些足以彰显岱老高尚人格和铮铮风骨却鲜为人知的动人心魄的往事。陈岱孙，作为一代宗师，他的贡献，早已载入中国高教事业史册，他忠于国家与民族、热爱教育与青年、追求科学与真理的精神，早已融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与岱岳同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陈岱孙生平陈岱孙 1900 年10 月20 日生于福建省闽侯县，1997 年7 月27 日逝世于北京，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陈岱孙1918 年考入清华学校（今清华大学）。1922 年毕业于威斯康辛大学。1922 年入哈佛大学研究院，1924 年获文学硕士学位，1926 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27 年回国后，任清华大学教授、法学院院长及经济系主任。1937 年随清华大学南迁，先后在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授和经济系主任、商学系主任。1945 年起历任清华大学教授、法学院院长、经济系主任。1952 年任中央财经学院第一副院长。1953 年起任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历任北京大学经济系主任、校务委员会委员、副主任，兼中华全国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会长、全国政协第二至八届委员、第六、七届常务委员等职。陈岱孙在财政学、统计学、国际金融、经济学说史等方面都有极高的研究成就。他从事经济学教育七十年，为国家培养了数代英才，形成了自己的经济学教育理论。陈岱孙学识之渊博，教学艺术之高超，素享盛誉，是道德文章皆堪称楷模的经济学界一代宗师。陈岱孙的主要著作和论文有：《经济学说史》、《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规范经济学、实证经济学和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的发展》、《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等。陈岱孙的论著结集为《陈岱孙文集》，另有《陈岱孙学术论著自选集》、《陈岱孙遗稿拾零》。1995 年，陈岱孙在经济学院为他举办的95华诞庆祝会上西南联大时期，陈岱孙（左三）和周培源、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吴有训及梁思成的子女一起出行20 世纪80 年代初，陈岱孙（左一）和北大教师在一起   桑祥森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