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的学术风范与特色

    期次:第1550期    作者:·张翼星

燕南园燕南园57

燕南园,本是北大校园内唯一的一座著名教授住宅区,学术精英荟萃之地。园内座落灰色二层小楼一群,间以多种树木花草。往日,走进燕南园,顿感文化的厚重和环境的幽雅。风雨沧桑数十年,大师们陆续驾鹤西去,住房多已改作他用。如今,走进燕南园,不免有点苍凉、褪色的感觉。

去年底,燕南园57号被正式定名为“冯友兰故居”。冯先生在此居住30多年。他在《三松堂自序》中说:

“庭中有三松,抚而盘桓,较渊明犹多其二焉。”因此,他又称这里为“三松堂”。冯先生是我国现代最著名和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居此期间,他任北大哲学系教授,在政治大环境下,虽多经坎坷与磨难,仍哲学新见迭出,并着力完成巨著《中国哲学史新编》七卷本。在一所大学校园内设置名人故居,并不多见,有着不可忽视的文化意义。这里不仅修饰一新,而且开辟了会议室、陈列室、接待室等场所,可供学术文化的观摩、研讨和交流,促进经常的学术文化活动的开展。这便使略显褪色的燕南园闪出一个新的亮点,使校园文化建设的色彩增添了浓墨重写的一笔。大学本是学术文化的场所,不是休闲游乐的场所,更不是商业交易的场所。中小学校或家长带领学生或孩子来参观北大校园,重在了解北大的历史、文化内涵,受到学术文化的熏染,以利孩子的成长和成才。可是当前经常络绎不绝、熙熙攘攘的参观游览者中,大都欣赏湖光、塔影,观光馆、堂、楼、阁,就连北大精神开创者蔡元培的塑像,因偏处一隅而又背向未名湖,也往往擦肩而过。这种状况,常使我感到困惑。我想,冯友兰故居的设置,若在往后条件允许时,能引导游览者井然有序地进行观摩,了解了解冯先生的生平事迹和学术风格,从一个角度认识“大学乃大师之谓,非大楼之谓也。”那么,故居设定的文化价值,岂不更上一层楼么?

对冯先生的学问与修养,我仰慕已久,印象颇深者,说来有四:

一曰文字功夫。冯先生的主要著述,他在1990年95岁时作了一个概括:

“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所谓“三史”,即《中国哲学史》、

《中国哲学简史》、

《中国哲学史新编》;所谓“六书”,即《新理学》、

《新事论》、

《新世训》、

《新原人》、

《新原道》、

《新知言》。这是以《新理学》为核心的一个哲学体系。冯先生是哲学家兼哲学史家。他是我国新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也是我国现代为数不多的自创哲学体系的哲学家之一。他的著述,达到了三个融合:古今融合、中西融合、史论融合。读他的著述,有一种自然、舒畅的感觉,因为这全是他自己的见解,自己的语言。他极善于把古人的某些难解的思想和文字,通过自己的辨别和理解,用明白晓畅的语言表达出

来,而不失原意。这是一种融会贯通的本领,一种文字表达的功夫。这种本领和功夫,我们在朱光潜先生和胡适先生的著译里也见到过。但朱先生主要是译解西方柏拉图、黑格尔、维柯等人的思想;胡适先生的专门哲学著述并不多。他的《中国古代哲学大纲》,只出了上卷。冯先生的“三史”、

“六书”则是全面、系统地体现其治学功夫和文字功夫。国人读来,客易获得一种特殊的享受和情趣。

我特别喜欢冯先生写的西南联大纪念碑文。记得年轻时读《古文观止,》,读到王勃的《滕王阁序》,感到文词华美而情志鲜明。如写位置:

“星分翼轸,地接衡庐”;写景色: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写志向:

“君子见机,达人知命。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显得很美,也很有气势。这似乎把骈文推向一个高峰,后人恐难以企及和超越了。但后来读到冯先生的纪念碑文时,更感到在抗战胜利之际,冯先生将西南联大在抗日时期的艰难历程、卓越成就和丰富经验,在极短的篇幅中,以深沉的思考和洗炼的文词,概略无遗。如写联大之使命:“今日之胜利,于我国家有旋转乾坤之功,而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终始”;写三校之合作:

“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写成功主因:

“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一时社会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这最后两句,掷地有声。值得反复吟诵,王勃是路过滕王阁,触景生情,即兴抒发个人感慨。序文布局严谨,对仗工整,激情洋溢,一气呵成。不失为古代骈文中的一枝奇葩,但不免包含某些个人恩怨和悲凉色彩。冯友兰则是从祖国和民族的利益出发,回顾和总结西南联大的历史与经验。碑文文字洗

炼,节奏鲜明,情理并茂,气势磅礴,充分体现了联大师生的民族气节和爱国情怀,始终洋溢着乐观主义精神。由于富含哲理,显得境界、格调更高,可视为我国现代碑文中的一种典范。

二曰学术奇迹。

“中国哲学史”,作为一门完整的学科,是由冯先生奠定的。他于1934年全文出版《中国哲学史》(上下卷),分“子学时代”与“经学时代”两部分,涵盖先秦至清代的哲学思想,内容十分完整。1947年他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任访问教授时,又以英文撰著并出版《中国哲学简史》。他在此书“自序”中说:

“历稽载籍,良史必有三长:才、学、识。学者,史料精熟也;识者,选材精当也;才者,文笔精妙也。著小史者,意在通俗,不易展其学,而其识其才,较之学术巨著尤为需要。”

1949年之后,他更集中精力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并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重新加以诠释和阐述,便有《中国哲学史新编》的逐步形成。但要用新的观点和方法,全部重新加以整理、反思和创造,这无疑是一项巨大的工程。由于社会震荡和政治运动的干扰,他的这项工程曾几度被迫中断,但他始终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和“欲罢不能”的心态,坚持这项事业。在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年代里,从85到95岁高龄而多病的岁月中,他终于完成了《中国哲学史新编》七卷本的修订和改写,其中最后一卷,属现代中国哲学部分,全属新的创作,是至为重要而又十分难写的部分,恰恰较充分地表达了他的独立见解。如此巨大篇幅的理论工程、哲学创造,在如此高龄期间独立完成,不能不说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奇迹。

三曰教育贡献。冯先生也是一位教育家,这一点常为人们所忽视。过去,杜威和胡适先生都曾说,历来的大哲学家,都是教育家。我想,这是因为哲学和教育有基

本相通的方面,都以人为研究对象。哲学给人以智慧,使人解决世界观和人生观问题;教育给人以启迪,使人发掘和实现自己的潜能。教育要以哲学为指导,哲学的宗旨要通过教育来实现。蔡元培先生是我国现代最著名的教育家,同时也是哲学家。他要求培育一种“健全的人格”,在重视德、智、体育相结合的同时,也十分重视世界观的教育,特别是美育。

冯先生的一生,也是从事教育的一生,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学校。正如宗璞(冯先生的女儿)所说:

“他是自由主义的教育家,几十年如一日,始终在北大、清华、联大维护和贯彻那些教育理念:学术至上、为学术而学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等。”他在清华曾担任文学院院长达18年之久。他也是上世纪30年代“清华学派”的重要成员,与同事一道,培育了一股学术新风。在西南联大,他也曾担任文学院院长。在教学、研究和管理工作以外,还开设了一系列学术讲座,并且积极参与联大校训的讨论,撰写校歌歌词,最后,写就了那篇震撼人心的纪念碑文。此外,他也写过一系列教育方面的文章,如《论大学教育》、

《大学与学术独立》等。1958年,他发表了以《树立一个对立面》为题的文章,认为在一个社会里,理论工作者与实际工作者的分工是必要的;综合大学的哲学系,正是培养专做或多做理论工作的人,这就要求系统地钻研经典著作,掌握文献资料,联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分析概念和范畴等等。因此,他有针对性地强调,哲学系应当培养哲学工作者,而不能只是普通劳动者。现在看来,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而当时却受到严厉的批判。这也正是冯先生的“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吧。

四曰国际影响。一个民族,要自立和振兴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在科学和理论上有重大创造,必须有一批在国际上发生重大影响的科学家和思想家。我国在先秦时代确有一批大思想家,如孔、孟、老、庄,等等,不仅为民族留下了极为丰富的精神遗产,而且在国际上发生重大影响。但自近代以来,这样的大哲学家和国际影响,就比较少见了。

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由他的美国学生卜德译成英文,成为现今西方人系统了解中国哲学的为数不多的著作之一。后来用英文写成的《中国哲学简史》,为便于外国人阅读,篇幅较小,写得更加通俗易懂,更适合于非哲学专业的人士阅读。这两本书都被译成多国文字,在海外特别是西方的许多大学里,长期被指定为学习中国哲学的基本教材。李慎之先生曾说:

“如果中国人因为有严复而知有西方学术,外国人便因为有冯友兰而知有中国哲学。”这种评价是有一定根据的。冯先生和他的著作的这种重大国际影响,以及他在向国外传播和评介中国哲学,促进中外文化教育交流上所起的显著作用,在现代中国哲学和教育界里是可以彪炳史册的。我这里不可能论述冯先生哲学上的特殊贡献,但以上四点,也许是冯先生学术上比较显著的风范和底色。

(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已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