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有一部比较完整的北大校史

　　北京大学历史悠久，它走过了一百一十五个年头，却没有留传下为广大师生所公认并乐于传诵的校歌或校训，特别是没有写成一部比较完整的校史，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1998年在迎接校庆一百周年时，我曾提出“八点建议”的首要之点，便是“研究和写出一部比较完整的校史”，“侧重于从教育发展、人才培养和学术文化建设的角度，追溯北大光辉而曲折的历程，揭示北大和教育自身的特点与规律。”时间又过去了十几年，此事仍然付之阙如。
　　
一、现有校史的缺陷
北大是出版过校史的。比如，1988年曾有萧超然等先生编著的《北京大学校史》（增订本），但只写了1898年至1949年的历程，解放后的60多年更长而更为曲折的历程，至今是完全缺失的，显然不是一部完整的校史。的确，作者搜集了丰富的史料，以诚挚的心态试图再现那个战争与革命年代北大走过的道路，是一份值得尊重的成果。然而这本校史（以下简称《校史》）已经落后于北大和形势发展的要求，并且存在以下的缺陷：
　　1.是按中国现代革命史的分期来写的。这种写作体例并不适合于北大校史。北大有自己特殊的历史分期，这种分期应当通过对北大校史的深入研究来揭示和呈现。只有按照比较恰当的历史分期来撰写，才能真正写出反映北大特色与个性的校史。
　　2.基本写成了一本学生爱国运动史。北大学生如何参加历史上政治运动，成了全书写作的重点，篇幅几乎占据了2/3；教学状况，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反而成了陪衬，这与北大的基本性质与任务是不相一致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在1922年12月17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本校成立第二十五年纪念感言》批评北大“学术上的贡献实在太贫乏了。”他说：“我以极诚挚的意思，祝本校学术上的发展。只有学术上的发展值得作大学的纪念。只有学术上的建树值得‘北京大学万万岁!’的欢呼。”
　　3.对待校史上某些重要人物的认识与估价，有失全面和公允。比如曾担任校长时间最长的著名教育家蒋梦麟；“五四”运动中学生领袖、曾任代理校长的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将之一、曾任校长的著名学者胡适；解放前首任教务长、解放后首任校长的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等等。《校史》中几乎看不到他们的活动与作用。尽管对他们某个时期或某些方面的政治评价可能存在争议，但从校史的总体视角看，他们个人的学术成就，对北大教学、科研、培育人才等方面做出的艰苦努力和积极贡献，应当实事求是地给予公正而合理的评价。
　　4.对某些学者的学术成果、重要著作有简单而言过其实的评判。比如对冯友兰在抗日战争时期所著《新理学》和整个“贞元之际六书”，《校史》中说：“实际上是为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制造理论根据。”这显然言过其实。冯友兰写“贞元六书”的初衷，正如他在《三松堂自序》中说：“所谓‘贞元之际’，就是说，抗战时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时期。”“中国一定要胜利，中华民族一定要复兴，这次‘南渡’的人一定要回来。”陈来教授在《冯友兰文集》的序言中指出：“贞元六书”的体系，“是古典中国哲学传统适应于现代社会的新发展。”“是抗战时期哲学家精神活动的写照，也是对这一民族生命转折时代的哲学见证。‘新理学’的体系是现代中国哲学中最重要的哲学体系之一。”
　　总之，现有的这部《校史》，虽有成绩和基础，但也存在缺陷，又特别缺少解放后的部分，还是很不完善的。
　　
二、期待校史的特点
我们迫切需要一部比较完整、确切、经得起时间和历史检验的校史。它应当具备怎样的特点和重点呢？
　　1.侧重于教育和学术的视角。北大在中国现当代高等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科教兴国的事业中担负重大责任；北大又是全国学术、文化的重镇。学术的准则和水平，是一所大学的灵魂，北大尤其如此。因此，教育和学术是北大校史必须紧紧把握的一条主线。
　　2.以史为鉴，认真总结北大的基本经验和基本传统。在世纪风雨，百年沧桑中，北大成就辉煌，道路曲折。要不辱使命，做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就要认真总结北大在发展教育、繁荣学术和培育人才方面的基本经验和基本传统。这种经验和传统，不仅是今后办好北大的精神财富，而且是全国发展学术和文化教育事业的精神财富。北大也有过严重的曲折与损失，教训也是极沉重的，同样需要认真地分析和记取基本的教训。从这里也可以分析、比较各种关于校风校训的提法，探讨在北大起主导作用、形成北大精神血脉、并为北大广大师生所认可的校风校训究竟是什么。
　　3.思考和研究杰出人才出现的条件。在现代化建设中，人们对北大寄以厚望是不难理解的。人们迫切期待的，是学术的繁荣和大师的出现。这是当前大学最为薄弱的两个方面。物质的经济的条件固然重要，思想的精神的品格更显珍贵。北大长期经历过经费短缺的困境，西南联大时期的经济条件更是极其艰难，但那时却出现不少杰出人才。各个学科领域一般都有拔尖人物出现，并能出现独立的学术体系和学派。与过去相比，如今大学的经济条件可说相当宽裕了，却难见学术上的杰出人才，校园内再难见到学术大师的身影。原因何在？繁荣学术，培养高质量人才，究竟需要怎样的条件和氛围？物质条件与精神条件的关系如何？“钱学森之问”（为何出现不了杰出人才？）和“温家宝之问”（为何培养不出大师？），北大的校史研究应当尝试着给予回答。
　　
三、校史写作的难与易
要写出一部比较完整而可信的北大校史，是一项重大课题，难度很大。由于北大地位，作用的特殊性，难点更多。解放后的部分更难分析与撰写。面对这些方面，不免有畏难情绪出现。这也是完整校史长期难产的主要原因。但我们更应看到当前的有利条件：
　　1.校内学者已有较多研究成果和资料编集的积累。除上述《北京大学校史》外，尚有《北京大学与近现代中国》、《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蔡元培与北京大学》、《北大旧事》、《北京大学史料》、《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资料》等等，都已公开出版，可以作为研究和撰写完整校史的基础或参考。
　　2.北大校史研究室和校史馆，已有较长时期的研究成果和经验积累，为完整校史的撰写提供了一定的准备。
　　3.北大档案馆保存了相当数量的历史资料或内部资料，应当供研究者充分利用。
　　4.校内各院系尚有一批校史爱好者。他们孜孜不倦地搜集资料，从事各种专题研究，有特殊的积累与成果。尽管各人的观点，视角，以及研究方法，会有种种差异。应当以求同存异，”兼容并包”的姿态共同研究，取长补短，互相促进，共襄盛举。校外和海外的研究者更多。他们关心北大，对北大校史的兴趣甚浓，成果也多。应当高度重视，适当吸取。同时，我们也应当提倡和鼓励各种不同观点，形式和风格的北大校史的写作与出版。
　　只要坚持学术的视角，保持学术的良知，发扬学术民主，组织力量，集思广益，不断深入地开展多种形式的研究和讨论，相信经过多方面的艰苦努力，一定能克服困难，让一部比较完整、可信的北京大学校史诞生在当代民族复兴的事业中，这将极其有利于提升北大人的精神层次，有利于促进文化、科学创造源泉的涌流。
　　（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