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胡壮麟教授与北京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所第一届硕士毕业生合影
加入中国共产党业已71年，培养硕士研究生33名、博士研究生26名；发表学术专著和论文集12部、合著5部；主编论著、教材和词典11部，合编论著、教材和词典16部；发表学术论文281篇，为国内学者专著撰写序言166篇，发表杂文35篇；翻译论著1部、论文1篇、诗歌16首；获得国内外学术奖项20余项。这些数字是外国语学院退休教授胡壮麟多年来的累累硕果，却无法写尽他为党工作的赤诚丹心。
采访当天，胡壮麟已经早早准备好回答的提纲和资料，桌上摆放好招待记者的瓜果，开朗地谈起自己的新书：“今年3月出版了收录我近十年成果的文集，叫《昂首登南山》，郝平书记为我作了序。”
聚焦学科建设，培养学科人才
“对我而言，现在要找资料、提问题，的确是比以前更困难了。”
退休20多年，胡壮麟表示，现在学术信息获取比过去困难很多。他以前经常参加教育部、学校组织的学科会议，现在却要靠自己去了解收集各种会议的内容；不在一线，很多问题只能根据自己的经验体会发表意见；想去图书馆，但家人有担忧，怕他在路上摔跤；电脑上的很多程序，有时还会出问题……尽管面对诸如此类的难题，胡壮麟还是活跃在外语学科建设领域，仍会将一些国内外重要研究资料装订好来学习，积极了解学科现状。他特别提到当下教育部所提倡的“引进来，走出去”，这和他的看法不谋而合。
就这一点，他举了自己的切身经历为例：经过长期研究，发现自己在悉尼大学的老师韩礼德先生很多关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思想源自中国。据他研究，韩礼德很多观点源于他在中国的导师王力，而中国修辞学学者陈望道则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提到了“功能”和“系统”。胡壮麟肯定了韩礼德的成就在于能根据中国教授的观点进一步发展、证实且系统化，但他强调，一定要清楚，“启发他的是中国学者”。而胡壮麟本人，以及其他很多学者，又把这种传出去的思想引回了中国。同时，他认为，中国的语言学发展在“传出去”这方面还做得不够。虽然中国有很多著名的语言学家，但没有人译介就无法让更多国外的学者学习了解。
培养外语学科人才是学科建设中至关重要的一环，也同样是胡壮麟关注的重点。在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成立20周年之际召开的“传承·创新·引领——外语学科发展高层论坛”上，胡壮麟就曾提出了人才培养的多种切实可行的方法，倡导因材施教，根据外语人才培养的不同任务、不同需求、不同背景、不同条件，以及外语学生中的不同意愿、不同个性、不同问题，选用适当的培养方法。
除此之外，受恩师李赋宁先生影响，胡壮麟亦关心学生成长，对学生平等相待。例如，博士生范文芳研究“语法隐喻”，当时胡壮麟自己并不熟悉，仍然同意她这个选题，自己则抓紧时间收集材料学习，然后再去指导她。他笑着谈道，范文芳博士论文答辩一结束，就把所有相关资料都抱到他家来让他“好好学习”，她自己则在暑期跑去和男朋友四处游览。“我也很高兴，后来有好几篇文章，也用到了她给我的材料。”另一位他指导的博士生李战子去悉尼大学访学回国后，带回了“多模态学”这个新课题，他也跟着学。为新著作序也是他关心后辈学人的表现，几乎所有找他作序的人他都不会拒绝。“一般让我写序的都是中青年，他们有了成就，我就想鼓励他们。”他认为，写序时阅读新的材料，对自己也是一种提高。
虽然离开教学一线已久，胡壮麟仍然笔耕不辍，聚焦学科建设，培养学科人才，保持着对学术、对教育不变的热忱。
紧跟时代步伐，探索人工智能
时代发展得很快，很多人都逐渐跟不上时代，被时代“淘汰”，但胡壮麟从20世纪50年代进入清华、北大学习，到现在已经70余年，经历了几次大的时代变迁，仍旧能拥有崭新的视野，不断展望未来。在他看来，秘诀就是积极寻找新的信息。“我从中学时，就愿意当新闻记者，心里头总是要找新的东西来了解。”尤其进入新时代，倡导的是多种知识和学科的融合，培养创新能力就更需要善于发现问题，“搞学问，就是为了解决具体问题”。
也正因此，胡壮麟不怕自己被时代“淘汰”，只要需要解决的问题还存在，就不存在过时。他说，比如现在强调人工智能，其实韩礼德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接触到机器翻译的问题了，当时他提出的很多观点仍旧常看常新，很多问题现在也仍未解决。结合外语学科建设与最新的ChatGPT热潮，胡壮麟今年3月带领同领域的专家共同撰写了专刊，今年6月已在《中国外语》发表。
虽说不怕自己“过时”，胡壮麟在与ChatGPT对话时，还是非常认真地询问了“外语教师退休后如何继续发挥作用”并得到了回答，比如参与志愿者工作、开设英语培训班、撰写外语教学文章、参加教育会议和研讨会、在线教学和指导等多条建议。他在文章中写道：“我发现它正像一位在中国土生土长的退休英语教师。因为我本人退休后，确实是这么享受并度过我的退休生活的，我的活动没有跳出它的归纳。”
虽然被人工智能轻易概括，但对它的发展，胡壮麟一直持乐观积极的态度。当前，在外语教学上，人工智能能够做到为学生提供听力、阅读、口语及写作的材料，并进行评估和反馈，是非常好的工具。但从对学生的个性化关注、感性理解和情感连接等方面来说，人工智能完全无法与人类教师相比。胡壮麟也反驳了全盘否定人工智能的言论，并表示，正确的态度是发现和改进在应用人工智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另外，他对发展人工智能持有坚决态度，认为这与发展核武器、空间站、芯片等先进技术的情况一样，我们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不仅要关注人工智能研究在国外的发展，更要重视和强调该项研究的本土化，不能落后于其他国家。
响应毛主席号召，过“三好”人生
1933年，胡壮麟出生于上海，少年时期他见证了帝国主义强占租界、横行霸道，目睹了日寇在沦陷区胡作非为。日军的炸弹炸毁他的家，迫使他们举家逃亡到上海郊区。彼时，他对时局感到困惑，直到开始阅读一些进步书籍，比如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对党的认知开始逐渐清晰。
1949年新中国成立，胡壮麟听了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讲话后异常激动，产生了来北京看看天安门的冲动，选择到清华大学读书。他受到了“清华园是革命家庭，外国语乃斗争武器”这样的口号鼓舞。1951年初，他受俄语系进步学生参加抗美援朝的感召，参加了清华大学的抗美援朝宣传队，去农村进行宣传教育，后又参与“三反五反”工作。在党的事业工作中，他逐渐成长，向党组织靠拢。
胡壮麟说，1953年毛主席提出“三好”（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号召，他积极响应，争做“三好”学生。“当时胡耀邦把全北京市各个单位的团干部召集起来去听‘三好’演讲，我当时是北大西语系团总支书记，就到人大去听报告。”胡壮麟回忆，听完报告回来后，学校党委、团委都是根据“三好”精神来检视工作。一年级时，他对学习不大上心、投入不够。但自听完报告后，他意识到不能落在后面，要奋进。后来，他也因成绩好被分到了甲班。不仅工作好、学习成绩好，他的体育成绩也非常好。当时的短跑中跑长跑、单杠双杠等10个项目，他全都拿优秀，是班上唯一拿到劳卫制优秀奖状的学生，“当时体育干事非常佩服我，说我给大家争光了。”
胡壮麟的整个青年时代都在追随毛主席的指示，时刻牢记自己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大学生”的身份，毕业后曾投笔从戎，在部队工作期间，荣立战功。此后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工作时，正值困难时期，他提供的如何提高农业生产的材料受到中联部的重视。1973年回到北大后，他也不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光荣使命，培养出了无数优秀学者。此外，他还多次慷慨捐赠，在外国语学院设立奖学金，资助了数百位学生。2020年，他被评为北京大学优秀共产党员，今年又荣获北京大学优秀共产党员标兵称号。种种事迹，兑现了他对自己的要求——“我这一生，不止学生时代是‘三好’，我的一生都要争当‘三好’。”
两鬓斑白，听力减退，步履蹒跚，可回忆起过往故事时总是爽朗地大笑，谈起学术话题逻辑清晰、神采飞扬，27年“退而不休”，年已九旬的胡壮麟仍如17岁刚入大学时那般，满怀热忱，期许自己能昂首挺胸，再登学术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