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纵览

百年实验室的新生

——北大语言学实验室入选首批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小记

    期次:第1598期    作者:■校报记者
编者按:日前,教育部印发《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公布首批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名单的通知》正式公布首批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名单(含试点9个、培育21个)。隶属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北京大学语言学实验室入选首批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试点)。北京大学语言学实验室是中国最早的文理交叉学科实验室,主要用自然科学方法进行中华传统有声文化研究。本报记者采访了实验室负责人中文系孔江平教授及团队成员吴西愉教授,从两位老师的口中了解了实验室的历史发展脉络与主要研究内容,并听他们讲述了实验室风雨兼程一百年背后的故事。

孔江平(右)在广西三江调查侗语和侗族大歌的音律  



200 多平方米的阁楼与地下室、琳琅满目的仪器、几位充满干劲的老师,这便组成了近期引起广泛关注的明星——“北京大学语言学实验室”。在首批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名单中,北京大学语言学实验室高居首位,格外引人注目,而其简洁的名称背后,是多年来稳扎稳打积累下的科研成果作支撑的底气。我们采访了实验室负责人孔江平教授和团队成员吴西愉助理教授,想要沿着前辈们开拓创新的足迹,回首来处、定格当下、展望未来。

一、风雨兼程一百年

“鉴于研究中国语音,并解决中国语言中一切与语音有关系之问题,非纯用科学的实验方法不可”。

一百年前,在法国攻读博士学位的刘复先生亲眼所见西方实验语音学的繁荣发展,对比国内尚处于“口耳之学”的研究现实,深感中国语音学从传统向科学转型的必要性。于是,刘复先生向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打了报告,申请建立一个专门研究语音学的实验室,经过多番交涉与协调,最终批了购买仪器的经费和携带仪器回国的免税护照。1925 年春,刘复先生自法国学成归来,带着一批先进的仪器设备和前沿的语音学理论全身心投入实验室建设工作,半年多的不懈努力后,“语音乐律实验室”的匾额终于挂在了北大国文系门下,一代代人的理想与奋斗由此开始。

正如孔老师所说,“在语言学中语音学在某种程度上是非常小众的学科领域,而且需要额外经费支持。”也因此,“语音乐律实验室”运作经常遇到困难,在成立后 50 多年的时间里几经辗转,曾先后隶属文科研究所国学门、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多次寻找自己真正的归所。与此同时,学者们也在不断探索适合国情的研究方向,他们在当时对全国范围内的方言调查至今仍是做语音学研究时不可或缺的重要材料。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实验室的工作一度陷于停滞,然而先生们并未因此而放弃,一方面坚持搜集语音学材料争取理论上的突破,另一方面积极寻求资金援助筹备硬件设施。终于,在1978年,实验室在林焘先生的主持下得以恢复重建,1996年更名“北京大学语言学实验室”。如今,历经沧桑却依然坚稳如初的实验室得到了国家的重视与肯定,正式入选首批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名单,这也标志着其发展迈上了一个崭新的台阶。

二、辛勤耕耘硕果丰

“‘语音乐律实验室’这个名称,我刚来北大的时候也不是很理解,直到调查了很多传统的民歌和戏曲后,我才发现实验室当时采用这个名字是非常有远见的。”实验室的主要研究内容确如孔老师所言,能够从最初的名称上推知一二。早在 20 世纪,北大的教授们就已经看到了语音和乐律之间的关系,并意识到中华传统有声文化保存和传承的重要性。如今,孔江平教授进一步提出了“四律”的概念,即“声律”(语言)、“格律”(诗歌吟诵与史诗吟唱)、“曲律”(戏曲民歌)、“乐律”(音乐),使理论框架逐渐明晰。

孔江平还向我们透露了一个尚未正式发表的理论,即“中华民族语言文化大融合研究”。面对学术界普遍认同的以分化观点解释人类语言起源,实验室并未盲从,而是秉持着严谨的科研态度,从古人类的部落生活、语言接触等角度提出了质疑,并建构了全新的“融合”观点。

“不过,”孔老师进一步表示,“这一思路的正确性还需要考古学领域的更多证据支撑”。

中文系110年系庆时曾推出一组珍贵的照片,其中有一张便是孔江平老师在广西三江调查侗语和侗族大歌音律的纪念,照片中的孔老师手持木质乐器,聚精会神地观察当地人调琴。多年间,孔老师和他的团队循“声”而走,踏遍了祖国的山川,寻觅传承人的踪迹,西藏的佛教诵经、蒙古族的呼麦的咽声唱法、拉马白族的抖喉唱法、哈尼族的多声部民歌都是闪着光的口传文化。另外,孔老师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当下文化自信被反复提及,但真正的传统民族乐器却逐渐湮没,普通人不了解也无从了解,学者们有研究却不重宣传”。两千多年前曾侯乙编钟问世时西方还处于乐律的空白时期、而作为西方音乐基础的“十二平均律”更是源自中国,这些都是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得到更好的宣传。如今实验室正致力于按照典籍还原古乐器实物,预期在未来能够让这些有生命、有价值的乐器走到线下、走进展厅和大家见面。

三个大方向之下,还有一些子领域同样处于研究前沿位置,并与人们现实生活息息相关。

随着时代的迅速发展,偏远地区少数民族许多独特的发声方式、歌唱方式等逐渐消亡,人们虽然尝试用录音的方法对其加以保存,但往往只能得到“有形无神”的效果。实验室关于“虚拟发音人”的研究正是针对于此,这一生理模型和人一样,我们甚至可以观察到它的机理,为有声文化的“活态”传承提供了非常大的助力。

一群学生在一分钟内阅读指定内容、为单字进行命名、复述数字,这是实验室对北京小学的孩子们进行阅读障碍筛查的场景,同时也是其“语言障碍评估研究”的内容。吴西愉表示,这项研究不仅在科学上,更在为弱势群体提供社会服务方面意义重大,“教育公平不该只是同上九年学,还应为那些阶段性障碍的孩子们提供恢复正常的可能”,这充分体现了实验室的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感。

除了同国家战略相结合的实用研究,学科基础研究也受到关注。“人类在演化的过程中,语言是怎样成为思维和交际工具的?”空白的领域就像等待开拓的土地,吸引着孔老师及其团队不断探索。没有活体材料,他们另辟蹊径,想把北京动物园变成实验室,“刚出生的黑猩猩其实是生活在人群中,我们对它的声道发展和语音习得都充满了好奇”,尽管因疫情未能成行,但孔老师笑称“会随时保持联系,下一次有新的小猩猩出生一定去”。正是因为这种赤城而纯粹的科研精神,实验室才能在多年不懈努力中勇攀高峰。

三、扬帆起航正当时

谈及未来的规划,孔江平表示,北京大学语言学实验室之所以始终处于语言学研究的前沿位置,正是因为每一项研究成果都经历了漫长的探索和大量时间精力的投入,如生理模型的制作便花费了近19年,前后有7个博士生参与。如今实验室入选首批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名单,一方面意味着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对研究成果的高标准和高要求。人才队伍的扩充、硬件设施的完善等问题都要逐步加以解决。

同时还应该看到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实验室积极倡导的语言文化认知研究、中华民族语言文化大融合研究等与国家政策高度契合,并不是实验团队刻意为之,而是基础研究一步步深化的必然趋势和结果,因此未来实验室在“求新”中还要“持正”,继续坚持脚踏实地的作风,沿着基础研究与实用研究相结合的大方向前行,耕耘出更多科学的硕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