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30-6060:中国碳达峰与碳中和及行动路径

    期次:第1574期    作者:·樊纲

樊纲教授


碳达峰、碳中和是非常宏观的话题。所谓“碳达峰”,意思是在某一个时点,碳排放达到峰值,不再增长,之后逐步回落。

“碳中和”的意思是国家在一定时间内直接或间接产生的二氧化碳或温室气体排放总量,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碳捕捉等形式,以抵消自身产生的二氧化碳或温室气体排放量,实现正负抵消,达到相对“零排放”。

这个话题看似比较新,但早在全世界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在2008年就曾做过相关的研究。气候问题之所以是宏观问题,是因为它是世界性的问题,人类活动排放二氧化碳到大气层里,导致了气候的变化。

经济学家如何应对气候问题

就如何防范气候问题所带来的灾害,经济学15年前就建议把全世界的GDP拿出1%来做这件事。减排、防止气候变暖将来可以每年减少5%的GDP损失。应对气候问题还涉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问题,特别是落后经济体的发展权利问题。所以气候问题既是一个宏观经济学的问题,又是一个发展经济学问题。

经济学家用经济学的方法让全世界对气候问题加以重视。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人们就围绕气候变暖、未来的危害、原因等话题展开讨论。80年代以前,除气候专家外,非专业人士讨论不多,甚至政府官员、政治家也不太知道。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人们认为这件事在科学界还没有定论。

直到2007年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团队出了一份《斯特恩报告》,用概率、风险及不确定性等经济学的方法重新阐述了气候问题。

根据报告研究,如果现在采取行动,排放得越少,“达峰”越早,最后实现2050年比1850年气候上升2度的可能性就比较小(14%-32%的概率)。如果人类什么事都不做,气温上升就有25%-54%的概率超过2度。

当科学家都很难说服大众时,只有用这样的方法,才能揭示其风险,而且可以计算成本、计算收益,当时提的政策建议是人们现在要采取行动,每年拿出1%的GDP去减排、支付成本,以后我们就可以减少代价。

这个报告发布后,全世界就动员起来了,虽然之前一些国家政府也重视这件事情,曾在1997年共同签署过《京都议定书》。但是《斯特恩报告》发布后,气候问题就成为全世界的共同议题,也成为联合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行动。

这是经济学对气候问题的一大贡献。经济学的另一个重大贡献为公共品理论,气候变化是全球性的公共品,只有全世界人民共同行动起来,全球变暖才能避免。

发展经济学研究落后国家发展问题,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看,碳问题是典型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问题。碳的特点是排放后积累在大气层里不会消失,所以在二三百年前,工业革命之后,欧洲人排放的碳至今还在,而且对现在的气候也产生了影响。发达国家排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碳,人均排放量也很大,现在发现这导致了全球变暖。

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限制碳排放就等于限制了发展,引发很大争议。在争议过程中,发达国家也承认这其中有不同的责任,因此提出另一原则,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且在实际行动中也体现了这点。这体现在签署的1997年《京都议定书》中,区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承担有约束力的减排任务,到2012年,平均减排5.2%,美国8%,欧盟7%,日本6%等。对于发展中国家,不承担有约束力的减排目标的责任,而是自愿减排,给发展中国家留出发展的余地。

1850-2005年间,美国、欧盟25国累积排放的较多,日本、中国很少。但是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特别是2005年以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排放也迅速增长。2018年的全球二氧化碳排放中,中国的排放占世界的近1/3,比欧、美、日排放总和还要高。

客观来说,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减排,是因为它们把排放的产业都转移到其他国家,因此排放很少。在上世纪80年代,它们就“达峰”了,后面就慢慢减少了。

现在说发展中国家的排放量大,这有发展的问题,也有不同国家发展阶段差异、所做事情不同的原因。但是,无论如何中国现在仍是最大的碳排放国,虽然按人均排放中国仍然比其他国家要低得多。根据我们2008年的研究,碳排放量不仅要根据生产性排放计算,还要按照消费量排放计算。因为生产是由消费决定的,是需求拉动了供给,之所以要生产是因为有产品的需求。在这样考量之下,中国仍然很低,但是中国碳排放总量确实很大,而且在不断增大,人均总排放也在不断增长。

这种情况下,人们就改变了讨论问题的方法,仍然强调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发展中国家似乎也同意应该承担的责任。

而后,2015年的《巴黎协定》提出的方案是“国家自主决定的贡献”,不设目标和责任,但是要求各国自己设责任,设定碳“达峰”

“中和”的时间。

《巴黎协订》建议到2030年各国都要“达峰”,然后到2050-2060年之间各国实现“碳中和”。建议发达国家多作贡献,发达国家不仅自己要多减排,还要给发展中国家一些资金和技术支持,确保到2050年气温升高不超过2度,争取实现1.5度,让各国自己去承诺。

当前,“碳达峰”和“碳中和”之所以备受关注,是因为2020年中国政府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正式向世界提出,我们的目标是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这是中国向世界作出的郑重承诺。

从“十四五”开始,这件事情更受重视了,我们必须要采取更多的行动将来才能实现目标。

中国的成就和面临的挑战

目前,中国取得的最大成就有两项:一是我们的“碳强度”一直在下降,而且下降的程度比较高。所谓的“碳强度”就是单位GDP所排放的碳。

但是碳强度是相对量,碳的绝对量还在增长且尚未达峰。另外,就是不管碳强度变得多低,新能源占比多高,只要这些煤、这些油还在烧,碳绝对排放量就会增加,还会更高,排放多少将来就得中和多少。达峰越晚,峰值越高,中和越困难,二者相关。所以要统筹考虑,不能“达一个很高的峰”。这既是我们的成就也是我们的难题。

二是非化石可再生能源大发展,如光、风、潮汐等占比提高,达到16%。将来我们要寄希望于新能源发展替代化石能源的使用,才能实现低碳,才能实现中和。

在人类采取行动减排的问题上,“无悔减排”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无悔减排”意思是说,即便最后科学论证气候变暖不是人类排放碳引起的,是因为太阳造成的,现在做的事情也不后悔。人们之所以不愿意采取措施,是怕在不确定情况下就采取行动,将来会后悔。经济学多年前就建议,先采取“无悔减排”,即如果在减排的同时实现了其他目标,比如提高了效率和盈利水平,改善了当地的环境、空气质量,在采取了这些防污染措施的同时也减少了碳排放,这时候也不会后悔,因为获得了其他的收益。

也许我们这一代人还享受不到新能源带来的益处,只能够看到利用阳光热能的效率会大大提高,能源支出的成本会大大减少,但是这是一件为后代做的无悔的事情。

以太阳能为例,现在如果利用太阳能发电,利用率可以达到30%以上,比化石能源高很多,从长远来看,这是非常经济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尽管开始调整改的时候会投入一些成本,但是将来我们肯定不会后悔。因此,我们要加快发展新能源利用的方法,这也是企业发展、科技创新的重要方向。

中国达标的经济对策

如何实现“达峰”和“中和”的目标,特别是“中和”的目标?

中和有两种办法。第一种办法是植树,森林树林吸收二氧化碳。根据生态环境部代表国务院向联合国报告的数据,中国总的碳排放量达百亿吨,目前种树能中和掉大概9亿吨左右,不到1/10。

第二种办法是碳捕捉,也就是把碳回收,封存到地下去。这是一项需要发展的技术。现在每年百亿吨,我们能捕捉大概只有200万吨。

新能源、碳捕捉是未来大有发展前途的两项技术。此外,还有一个领域,即合成生物材料、合成生物能源,用生物能源代替化石能源,来做化工产品、做燃料,这也是未来技术发展的方向。这些知识、技术优势未来一定是全世界需要的,深圳是个有创新精神的城市,希望能够走在前面。

政策建议:“十四五”期间不再新批煤电项目

中国是煤炭大国,减排最大的难题是煤炭。中国80%的二氧化碳是能源消耗产生的,其中80%是烧煤产生的。煤炭使用、煤电厂数量就决定着今后峰值的高低。

因此我们建议,在“十四五”期间不再新批煤电项目。2018、2019年的时候,国家批的煤电项目相对收缩,但2020年因为疫情,为鼓励投资,国家又批了一批煤电项目。如果把这些项目都建成,中国碳排放会增加5%以上,就是峰值再高5%。

此外,2030年以前还能建电站,各地都在想办法上电站项目,现在大家准备申报的、等待审批的还有2.4亿千瓦的装机量,已经批的是1.5亿千瓦,正在准备着的应该是2.4亿千瓦。如果这个再批下去,我们的碳排放又增加7%-8%,那峰值就很高了,这个峰值要再中和就很难了。

停建煤电项目具有多重意义。第一减少了排放;第二为新能源入网让开空间。现在新能源的装机能力很强,但在发电中所占比重不大,原因是传统电站作为利益集团有很多理由来阻止新能源。我们减少建设煤炭电厂,就可以为新能源让出更多的空间,使后者得到更大的发展空间。

而停建煤电的可行性并未影响经济的发展。现在煤电平均利用率仅为56%,西部地区为35%。可再生能源弃电率下降,弃风率4%,弃光率2%(计算方法有所调整的基础上),还可以加速建设,补充电力需求;利用好煤电过剩产能和加速发展可再生能源,两项加在一起完全可以满足增长的需要。前20年建得越多,后20年要拆的越多(假定碳捕捉技术无法实现大规模捕捉),而且会造成那时的电力不足(如果要达标)以及资产损失和金融风险!

现在很多人谈怎么用金融来发展低碳经济,金融当然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碳市场、交易等,但是无论如何在目前看来,要实现“碳达峰”

“碳中和”,最重要的问题是防范过程中出现的金融风险,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涉及了资源配置和转移,这是“十四五”期间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方向。企业可以在其中发现很多新的商机,但最重要的是科技创新是否能在这个领域实现突破。

有了科技创新,碳捕捉才能做到,否则这是很难实现的事情。目前现有技术很难实现,未来希望能够解决。企业现在需要思考的是,未来如何抓住这一波机会。

(本文是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经济学教授樊纲在3月27日举行的北大深圳论坛上的主旨演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