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北大

李大钊开创北大百年马克思主义研究传统

    期次:第1574期    作者:·王东

李大钊同志  王西京 作


[编者按]“红色北大”栏目本期特邀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王东撰文阐发李大钊先生开创的北大马克思主义研究及教育教学传统,探讨其研究主题、课程体系、教师群体及其在世界教育史上的意义。

100年前的北京大学,发生了一件乍看起来并不起眼的事情:1920年10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开设了“唯物史观”课程。这件事情并不像五四运动那样引人注目、震撼人心,但这代表着在中国现代大学开创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与世界教育史上的重大创新,对中国大历史、世界大历史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李大钊教授“唯物史观”正式列入北大课程体系

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早期重要领导者李大钊(1889—1927)是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教育工作的真正开创者。正是在他的努力之下,北京大学成为了近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教学与教育中心,马克思主义亦成为北京大学的深厚传统之一。

1918年1月,从日本归国一年有余的李大钊,应邀到北京大学担任图书馆主任。在两年半后的1920年7月8日,北京大学评议会全体通过修正案,将李大钊的“图书馆主任改为教授”。7月23日,北京大学文科发出了“请李大钊先生为本校教授聘书”。10月1日,北京大学注册部发布通告:

“李大钊先生担任史学系唯物史观研究,自来周始授课。此布。”李大钊赴任史学系教授的同时,也接任了政治系的教授职务。早在1920年9月17日,政治系的陈启修教授就在其开学演说中提到:政治系将添设“一个现代政治的讲座……这个讲座已定由陶孟和先生、李守常先生、张慰慈先生及兄弟四人担任”。10月7日,政治系发布了10月1日“政治教授会议决事项”,其中提到,现代政治之讲题及担任教员:

“已定者如下……(一)劳农政府:陶履恭,二次讲完。

(二)中国劳工现况与现代各国劳工组织之比较观:陈启修,二次讲完。

(三)现代普选运动:李大钊,次数待定……”于是,从1920年10月起,李大钊便正式以教授的身份登上北京大学的讲台,开始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唯物史观的教学研究工作。

1920年10月,李大钊开始在北京大学开设“唯物史观”课程,还印发了一套比较系统的讲义。这份完整的讲义原件,迄今尚未找到。我们只能根据那个时代北大师生的回忆,加上现有的文献资料,试图历史地、真实地再现这份讲义的本来面目。根据现有材料,“唯物史观”的讲义主要包括以下七部分:(一)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二)马克思的经济历史观;(三)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四)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五)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六)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七)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之特点(未完)。在这七部分当中,有四部分曾在报刊上发表,如《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发表于1920年12月1日《新青年》第8卷第4号;《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发表于1919年12月1日《新潮》第2卷第2号;《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发表于1918年7月1日《言治》季刊第三册;《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发表于1920年1月1日《新青年》第7卷第2号。其余三部分没有公开发表,且第七部分并未完成,当时尚在创作过程之中。

从李大钊“唯物史观”课程讲义来看,学理性系统性还是相当强的,其有三大特点:第一,在中文文献学基础上,把大众性比较强的《共产党宣言》,与学理性特别强的《资本论》相结合,从理论思维的哲学高度提炼出马克思唯物史观基本理论。第二,这份讲义分七个部分,即分为七个层面来讲马克思唯物史观,在那个时代还是一个比较系统、比较完整的教学体系。第三,这份讲义的四个主要部分,当时就已公开发表,足见其基本思想还是相当成熟的。

时至今日,我们还保留着一份相当珍贵的历史文献,就是“唯物史观”这门课程当年留下的考卷,像一面镜子一样,集中映现这门马克思哲学课程的学理系统性。

在北京市档案馆,现在还保存有1923年北大政治系二年级一位名叫贺廷珊的学生的《唯物史观》试卷。这份试卷的封面印有“北京大学试卷”6个套红大字,在考试科目栏下印有“唯物史观”4个墨字,试题是“试述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要义并其及于现代史学的影响”。试卷全部用毛笔书写在红色竖条十行纸上,字迹工整,楷书。这是一份很难得见到的珍贵史料。20年前,萧超然教授到东城建国门外北京市档案局查阅五四时期有关北大的档案材料时,第一次从比较零散的档案目录中找到了它,借出一看,十分惊喜,当即抄了下来。为使更多读者深入理解,现全录如下:

试述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要义

并其及于现代史学的影响

并其及于现代史学的影响马克思在他的《经济学批判》的序文里,正式发表唯物史观的根本原理。马氏的意思,似欲把历史和社会对照着想,按他的大意,社会的变革便是历史。换言之,把人类横着看,就是社会,纵着看就是历史。又说,人类社会一切精神的构造,都是表层构造,只有物质的经济的构造,是这些表层构造的基础构造。在物理上物质的分量和性质,虽无增减变更,而在经济上物质的结合和位置,则常常变动。物质既带有变动,精神的构造也就随着变动。所以思想、主义、哲学、宗教、道德、法制等等,不能限制经济变化和物质变化,而物质和经济可以决定思想、主义、哲学、宗教、道德、法制等等。马氏又喻之建筑,社会亦有基址与上层,基址是经济的构造,即经济关系,他称之为物质的或人类的社会存在;上层是法制、政治、宗教、艺术等,他称之为观念的态度或人类的意识。从来的历史家欲单从上层说明社会的变革。上层的变革全靠经济基础的变动,故历史非从经济关系上说明不可。这便是马氏唯物史观的大意。今日持政治的历史观的历史家,受马氏的经济历史观的影响很大,亦渐知从历史学的学问的性质加以研究。依他们的主张,历史学亦与自然科学相等,以发见因果法则为其目的,于此一点,与马氏的历史观实无异意。总之,与马克思和今日的一派史学家均以社会变迁为历史学的对面问题,以于其间发见因果法则为此学目的,二者同以历史学为法则学。此由学问的性质上讲,是说历史学与自然科学无所差异。此种见解,结局是以自然科学为惟一的科学。自有马氏唯物史观,才把历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此等功绩,实为历史界开一新纪元,也是影响于史学上最大之点。18世纪和19世纪前半期的历史者,研究历史原因的人很少,他们多以为历史家的职分,不外叙述些政治上、外交上的史实,那以“伟人说”或“天才说”解释史实的还算深一点的,其余的不是受神学观念的支配,便是主张宗教是进化关键的人;还有些迷信君主万能的历史家,把君主的动作言语看成历史。自马克思唯物史观出世后,这些唯心解释的企图都一一失败了,不得不进取于唯物的解释,史学的价值才日日提高,日日昌明。全都是受马氏的影响。所以有历史眼光的人都说马克思是辟新路的持刀者,是历史上最大的新纪元。由他影响观之,马氏真不愧为纪元人。

不难看出,试卷的回答是很正确的,完全把握住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要义,李大钊评了“玖拾伍分”的高分。这从一个侧面生动地反映了李大钊在北大宣讲马克思主义的真实情景和取得的突出实绩。

李大钊四门马克思主义课程讲义

除了与陈启修教授等人在政治系合开的“现代政治”讲座课之外,李大钊个人在北大单独开的四门课,都留下比较系统的长篇讲义。这些历史文献,无论从马克思主义史角度还是从教育史角度来看,都弥足珍贵,可惜国内外还很少有人作出专门研究。

其中,“唯物史观”这门课程讲义框架,上面已经做了简要概述,下面对其他三门课程的讲义要点与特点,也分别做一简要概述。

《社会主义和社会运动》与《唯物史观》是上下篇、姊妹篇关系:唯物史观讲的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哲学精髓;《社会主义和社会运动》则讲的是社会主义观、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理论来源与社会运动、社会思潮与实践走向。

《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的讲义,记录稿署李大钊教授讲演,余姚邵纯熙笔记,由方行提供,曾经方行、顾廷龙校订,发表时杨芹对文字进行过整理,共由9部分组成,约4.3万字。该文最早发表于1984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大钊文集》中。

这部讲义的后节标题,实际上可分为两大部分。第一大部分包括前四节,第一节“社会主义的定义”,提出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下面三节集中展开“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关于社会主义的种种说解”

“社会主义与平民主义的区别”

“社会主义与学艺之关系”,这三节都是围绕这个基本问题展开,回答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第二大部分则包括后五节,“法国十九世纪之社会主义家”

“英国初期之社会主义者”

“基督教社会主义者”“费边社”

“行会社会主义”,讲的是社会主义的理论来源,社会运动与社会思潮。重点是法国与英国等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社会运动与社会思潮,他们主张“怎么搞社会主义”,使“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又向深化、具体化、实践化的方向拓展了,同时也适应授课对象——政治、经济系学生的学习需要。

也正是在这部讲义中,李大钊提出了一个闪光思想,社会主义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共性与特性的对立统一,中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特殊性,蕴含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源头活水:

至若实行其手段,各不相同。有谓必须革命者;有主张不必剧烈革命者;有谓渐渐进行改革达到目的,用平和手段者。

以上仅就社会主义和平民主义的区别,略为谈及。以下再谈谈社会主义的理想。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随时随地不同者),故中国将来发生之时,必与英、德、俄……有异。因中国受国际压迫(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各阶级是相同的,所以实行时应当与资本中等……阶级联成一气,使中国成一独立者,不受国际压迫者之国家。惟最后应注意尚有国际资本阶级……亦应打破。社会主义的运动,当然以国际为范围,因为经济情形是国际关系之故。

作为受聘于北大历史系的教授,李大钊还特别专门为历史系同学们开创了两门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专业基础课:一门是侧重理论性的《史学要论》;另一门则是侧重于历史学思想史的《史学思想史》。不知是否有意为之,二者的关系体现了逻辑与历史统一的基本原则,颇近似于马克思《资本论》前三卷理论部分与第四卷《剩余价值学说史》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两门课,珠联璧合,一个思想主旨,就是开创马克思主义新史学,或叫唯物史观新史学。

《史学要论》讲义,李大钊动手研究与写作可能会早到1920年受聘于历史系之时,最终完成则是迟到1924年5月。讲义分六个章节,总共4万字左右,目录是:

(一)什么是历史;(二)什么是历史学;(三)历史学的系统;(四)史学在科学中的位置;(五)史学与其相关学问的关系;(六)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这门课要求上升到理论思维高度,回答历史科学的三个基本问题:一是什么是历史、历史学、历史学系统?二是历史科学在人类科学体系中的地位如何?三是历史研究对于改变人生态度的实践意义何在?贯穿通篇的两个焦点理念:一是马克思唯物史观;二是马克思唯物辩证法中共殊观——共性与个性、普遍与特殊的辩证关系。日本女学者后藤延子批评李大钊只讲唯物史观,不讲唯物辩证法,是证据不足的。只是在提法上,李大钊没有像唯物史观那样突出地昭示出“唯物辩证法”

“辩证唯物主义”这样的基本概念。

《史学思想史》讲义由10个专题即10篇文章组成,1923年12月至1924年7月由北京大学出版部印发,粉连纸直排铅印本,凡63页,约6万余字。李大钊在编写讲义时,收入了此前已经发表过的文章四篇,整个讲义在作者生前没有公开出版过。

《史学思想史》讲义铅印本现存北京大学档案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上海图书馆曾于1962年出版过影印本。1951年,张次溪在编写《李先生著述年表》时,将《史学思想史》认定为“1920年北京大学讲义”。

《李大钊文集》1984年版收入该书时,未出现《史学思想史》这一标题,而是按单篇文章(其中有一篇拆为两篇)处理,依照“原来编排的次序收入”,并在第一篇文章《史观》的题解中说明其中有关文章公开发表的情况,实际上应在1923、1924年之间。

《史学思想史》讲义,共71个章节目录,实际上是分上中下三篇结构。上篇包括头两节《史观》《今与古》,相当于这门课的概论导言,讲的是史学思想的两大基本问题,什么是历史的基本观点,古今关系的基本问题。中篇包括第三至第八节,分五节分别讲了近代世界史上鲍丹、鲁雷、通德斯、韦柯、孔道、圣西门这5位思想家的历史思想、是非得失。最后这三节,则画龙点睛,重心转向史学思想史上最为重大的现代理论创新,也就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诞生。最后这三节的标题分别是:

《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

建党时代北大开出的十来门

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新课程

把马克思主义融入北京大学教学课程体系,李大钊是带头者,但这不是他孤立的个人行为。在那个时代,不同程度上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还有陈独秀、鲁迅、高一涵、陈启修、张申府等人。

经初步查考1921至1927年间的北京大学课程设置,发现在北京大学政治系、经济系、哲学系等基础学科系的课程体系中,像李大钊主讲的四门课之外,还有十来门课程不同程度上或是带有马克思主义思想倾向,或是专门研究社会主义的。

其中政治系较为集中,带有一定马克思主义倾向的课有七八门之多。包括:高一涵教授的政治学、政治思想史等课;陈启修教授的经济政策、经济学原理等课;杜国庠讲授的市政论、工业政策及社会政策课;高一涵、陈孟和、陈启修、李大钊等人讲授的现代政治、经济学史、社会主义史等课程。

其他院系这类课程尚有:经济学系顾孟余开的课程——“社会主义理论及其统系”;哲学系张况生开的课程——“孔德学说与近世各种社会主义”。

“五四”时代,在不同程度上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北大教师,不仅有李大钊一人,还有一个教授群,或叫教师群,其中还包括陈独秀、高一涵、张申府、陈启修等人,或许还可在一定程度上包括鲁迅。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课程已经不是孤立的一二门课,而是初步构成一个课程群,或叫课程体系的最初雏形。

李大钊不仅以北京大学为阵地进行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教育工作,而且在整个北京乃至全中国都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工作。除了在北京大学授课之外,李大钊还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朝阳大学、中国大学等校,开设了“社会学”、“女权运动史”等课程,认真阐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核心思想。另外,李大钊还在北京以及全国各地作了许多讲演,介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其中包括“由平民政治到工人政治”(1921年12月,北京中国大学)、“今与古”(1922年1月8日,北京孔德学校)、“社会问题与政治”(1922年12月17日,北京中国大学)、“演化与进步”(1923年4月16日,上海大学)、“史学与哲学”(1923年4月5日,复旦大学)、“社会主义释疑”(1923年11月7日,上海大学)、“史学概论”(1923年11月29日,上海大学)、“劳动问题的祸源”(1923年12月4日,上海大学)等等。李大钊的这些演说既阐发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经济学说,澄清了社会主义的实质,同时又把国外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最新情况介绍给国内的青年学子,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不仅成为北京大学的思想传统,而且成为北京乃至全国高校学生所热衷的社会理论,大大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大有志青年中的影响与传播。

在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李大钊开创了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传统,学术研究与教育教学相结合传统。这不仅在中国大学教育史上是源头最早的,而且与意大利罗马大学的拉布里奥拉(1890)、俄国红色教授学院的布哈林(1921)、日本京都大学的河上肇(1924)一起,并称为世界教育史上马克思主义进入大学教学的四家最早探索。

世界教育史的比较研究说明,李大钊在1920年建党时代开创的北大马克思主义教学与教育传统,在时间上排世界第二,而创新力度与世界历史影响力可谓世界第一。

(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