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自福建省的一个县级市——长乐市，她有着“华侨之乡”的称誉，是拥有空海陆三轴交通、国内屈指可数的空海“两港”城市。在我父母这一辈，兴起了出国的热潮:1991-1996年，长乐市合法移民国外者达 22300人，到2003年，移民美国的长乐人及其眷属达17万人之多，2006年海外侨胞将近30万。作为一个县级市，截至2012年末，人口也仅有69.42万人。
出国的人数占将近一半的人口，但这并不光彩，因为他们被外人熟知的名字是“偷渡客”。这些人通常因为偷渡而负债累累，到国外后，艰难的人生旅途才刚刚开始，为取得合法身份和归还债务，需要废寝忘食地挣钱，同时做多份工作，常常洗着碗，甚至骑着车就睡着了。他们所挣的这些钱都是靠洗碗、搬运材料等体力劳动得到的。当这一群人中的大多数，渐渐地在国外站稳脚跟，并陆续结婚生子，只为了让孩子取得美国身份。孩子长到几个月大时，托亲朋好友回乡时顺带回去，交由年迈的父母养育。这批孩子，便是所谓的“洋留守儿童”。我小时许多的玩伴便有着这样的身份，他们虽然物质待遇更好，但似乎对父母总有些难以言状的情怀，他们并不愿意过多的谈及自己的父母。“洋留守儿童”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了解父母的苦心，却难以接受父母“抛家弃子”的行为，有相当一部分人加入了当地的“社团”，“社团”里少数是成年人，大多数是未成年人。在这些“社团”中，“洋留守儿童”拥有比家更强烈的归属感。在中小学生私人矛盾处理上，经常会看到两个学生因为一点小事起了争吵后，双方不是找老师解决，而是叫了很多人来，来展现自己的实力，进行谈判。虽然颇具黑社会特色的场景，但最后基本都是不了了之。双方“社团”中的长辈首先会相互交涉，如果实力相当，则以说理、互相让步了事。如果实力差距大，实力较弱的孩子通常需要道歉，甚至赔偿一定的物资，如香烟啤酒等。而实力强的孩子便会在“战斗”中赢得“面子”，最有“面子”的人便成了孩子王。在学校中，尤其是成绩较差的学校，便有了这样奇怪的氛围：大家会因为某人背后“社团”的强大而佩服他，会因为遇到事情只会叫师长解决而鄙视他。
当“洋留守儿童”长大，出国与父母相聚，留下的便是家中的“洋空巢老人”，他们通常也有着不错的物质生活，他们的快乐常常建立在和街坊邻居分享自己孩子在国外的“富裕”生活以及孩子逢年过节送的礼品上，大多数人也确实很羡慕这些物质待遇好的老人，但在和他们深度交谈后，就会发现“洋空巢老人”是孤独的，多数人最大的心愿便是与儿孙相聚。因为国外通常没有假期，所以，在众人大放烟花炮竹的春节中，他们的家中常常是冷清的。在元宵节的前夕，斜对门邻居的一个老人被发现在家中晕倒，当送到医院急诊时，脑出血已超过24小时，抢救无效死亡。结局不难预料，常年难以回来一趟的子女基本全数归来，懊恼忏悔当初自己为何没有多陪老人一些时间，而紧接下来便是披麻戴孝的丧葬大礼，这时候大多海外人士都会找来家中长者，让长者帮忙操办，这并不是因为自己无力操办，而是因为久居海外的他们不谙家乡习俗，生怕担上“不孝”的罪名。
在我的家乡，丧葬是大礼，办的越是热闹，越是派头，越是注重礼节，花的钱越多，越是体现孝心。一场葬礼除了需要邀请声乐队等大型团体来进行送葬，还邀请各方面的亲戚，虽然他们之中的有些人甚至互不相识，在遗体送达火葬场后，他们会在餐桌上以现金或名牌香烟等方式，给这些亲戚们一笔不菲的“劳务费”，通常每位死者的直系家属都要给每位参与葬礼的人一些钱来表心意。在现场，便会看到一群人拿着几个袋子，在餐桌间慰劳着各桌的亲戚。因此一场葬礼的费用轻则数十万，重则上百万，许多老人生前的冷清处境和生后的繁荣葬礼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
总有些人在关注社会问题，并为此付出自己的努力。其中便有着许多返乡的大学生团体，他们中有组织返乡的同学开展留守儿童夏令营的，有组织教授孤寡老人上网与远在重洋的子女联系的，有为孤寡人表演节目的……
作为一名大四的学生，我时常在思考着这一切，当我做过临终关怀老人的志愿者，当过山区中学生的短期支教老师后；当我看过身边大学生各式的创业、下乡调研、奉献爱心等实践后，我有一个梦想：那就是将老人需要的关怀、儿童需要的同伴教育需求同大学生创业、科技实践、奉献爱心等活动结合。我梦想更多的大学生的成长需求能在返乡的实践中得到满足，我梦想更多的“洋留守儿童”能收获到大学生同伴教育带来的别样视野，我梦想更多的“洋留守老人”能得到关怀，与儿孙们建立更多的联系。我想，这便是孔夫子在《大同篇》中所说的“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吧。
（作者为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预防医学专业2012级本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