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报记者 王可心
一副普通的无框眼镜，一件泛旧的夹克衫。君子谦谦，进退有节，这是杭侃给人的第一印象。在第二十届“我爱我师——最受学生爱戴的老师”暨“十佳教师”评选活动中，这位兼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的著名考古学家以不俗的票数斩获这一荣誉。谈及获奖，他谦虚地感谢了同学们的肯定，并表示这一荣誉将鞭策自己以更高的标准对待今后的工作与科研。
戏剧结缘，兀兀穷年
杭侃与考古学的交集，源于一场因缘际会的巧合：“当时看中的是考古能下田野，还能用相机。那时候的相机特别珍贵，很多专业都没有这个设备。我觉得很好玩便走上了考古这条路，谁知一走就走了这么些年。”杭侃本科毕业于郑州大学，后又考入北京大学考古学系，获得硕士、博士学位。毕业后，他先后在河南省古代建筑研究所、上海博物馆、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等单位工作，2007年赴北大任教至今。
30多年的学习和工作经历使杭侃对考古学的认识不断深化，痴心却从未改变。在他的认知中，考古学的产生、发展与其他学科密不可分，其研究成果也要服务于其他学科。“一方面，科学的进步使考古学的研究手段多样化，如C14测年和动植物孢粉分析等，学科成果的交叉应用给考古学带来了新的曙光。另一方面，考古学通过科学地提取信息，为许多学科提供研究的新材料，从这个角度来讲，考古学是一门基础性学科。提供了衡量得失、照鉴未来的可能性。”对中国考古学自身的发展，杭侃也自有一番见解，强调在重视科技手段的同时不能忽视考古学的实质，认为“有选择地引入外国的考古学理论，继承本土化的学术传统”才是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之道。
谈及科研工作，杭侃教授的乐观令人动容。为学之路贫寒艰苦，他却浑然不觉，以一份豁达气质诠释了学者精神。“我始终认为做学术没有艰辛，‘学海无涯苦作舟’是没道理的。真的喜欢不叫做苦，那份热忱能消解艰苦所带来的疲累和寂寞。”硕士期间，杭侃参与了三峡城址的考古项目：“我去过三峡工程淹没区的每一个县。上世纪90年代的交通工具不发达，我怕资料丢失，就分为两份，一份留在自己身边，一份寄回北大。当时没有经验，测绘的时候在阳光的暴晒下皮肤脱皮，但是收获也大。”在参加小浪底水库淹没区文物调查的过程中，杭侃吃过变质的干粮，踏过危险的栈道，更被不知名毒虫叮咬过，后背起了一连串指甲大的包。“若说条件差点，是没错。但现在看来，这些都是难得的人生阅历。”在上海博物馆工作时，被很多人认为枯燥无味的展品点校工作，杭侃却干得津津有味。“那些展品都是人类文明的代表，我能接触实物，比那些只能在玻璃展柜前驻足的游客幸运得多。所以你看，换位思考很重要，本就没有绝对索然无味的事。”他这样说道。
因材施教，通达师道
对于教学，杭侃亦有心得。在他眼中，北大学生最突出的特质是“天资聪颖”。“得天下英才而育之，是每一个为人师者的梦想”，他的语气充满欣慰，“时代在进步，这一时代学生取得的成就将远远超过我们这代人。”但同时他也看到，应试教育体制选拔出来的学生缺乏自主学习的能力，原创性不够。因此，他认为大学老师不仅应承担传授学术知识的职能，更要肩负起改造学生思维习惯、提升学生思维能力，乃至培养学生品行人格的重担，正如同蔡元培先生所讲：“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
具体到教学工作中，注重传授分析与处理问题的方法，结合专业训练，培养并激发学生的创造力是杭侃一贯的风格。而学生们也常常让他感受到惊喜，体会到教学相长的乐趣。“我的课很少有笔试，一般都以小组展示作为最终考核的方式。有一次，一个来自艺术学院的学生的展示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直到现在我们还有联系”，说到这里，杭侃兴奋地向记者出示手机上的聊天记录。为了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他还号召系里的老师尽量增加实验实践课程，比如让学生们近距离接触瓷器，临摹青花图案等。
在文博考古学院2013级博士生王思渝眼中，杭老师的教学方法可谓独树一帜：“他不是那种手把手带着学生做课题、教科书式地给学生灌输正误的老师，而更强调学生自己的思考。通常，当你提出一种想法时，即使是值得商榷的，他也不会立即打断，而是等你经过一定调查研究后再跟你探讨。他更希望学生能学会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当然，在关键性的问题上杭老师还是会非常耐心地帮助我们把握大方向。”王思渝表示，尽管行政任务繁重，杭老师仍尽力做到为人师者的本分：“杭老师的研究生和博士生有读书会的传统，但因为杭老师经常因学院有事儿走不开，所以读书会基本都在他的办公室里进行。他一边处理手边的事务一边听我们分享读书心得，偶尔点评几句，说一点自己的想法，而往往这几句话就会让我们豁然开朗。”
与学术上要求分外严格不同，日常生活中的杭侃则是个十分亲切的人。“聚餐的时候他也很幽默，跟学生处得来，唱歌也好听。”王思渝这样说道。“睿智、随和、简单、温暖”，这是2015级文物与博物馆硕士生赵冰清给杭侃的评价，“他是个几乎没有架子的老师，我记得有一次我们筹备一个活动需要加班，老师就在隔壁房间陪着，晚上还会出去给我们买吃的，而且每次都等我们都走了他才走。”
心系院系，兼济天下
作为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杭侃需要担负起整个系所的运行与发展。小到活动批文、大到院系管理，无一不在他的考量之中。任职以来，杭侃通过逐步调整，改进学院的管理体制。他坦言，现今高校的考评制度过于重科研成果而轻教学水平，这是一个倒挂现象，危害甚大。对此，他主张院系教师以教学为本位，科研在很大程度上应服务于教学，倡导教师课题“在质不在量”，且尽量从事与教学有关的课题研究，鼓励教学尤其是田野考古教学水平的提高。对于杭侃自身而言，平衡教学、科研、行政任务亦是难题。在心系系所的同时，他亦不忘学者本分，把有限的时间集中于与教学工作直接相关的学术问题上。
面对考古学界乃至当前社会的发展，杭侃同样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感。被问及如何看待近年考古学在公共视野中的活跃现象，他指出中国考古学注重公众参与早有先例：“考古学从最初引进就负担着增强民族自信心的任务。上世纪20、30年代，中国考古学家们就很重视向公众普及考古知识，50年代还出现了‘大众考古学’的提法。90年代，西方的公共考古学发展已经较为成熟了，他们就考古学与公众、政府、媒体等利益相关方的关系研究，我们可以有所借鉴。”
杭侃也承认，如何科学而不失趣味地向大众普及考古学知识是一大难题：“科普性的读本，必须做到深入浅出，要让那些没有专业知识的人一读就能明白，但深入浅出需要深厚的功力，一般人很难完成。此外，学界有一种风气，认为做学问就是研究艰深难懂的东西，写科普性读物总被视为是不上档次的行为。因此，现在市面上流行的考古学读物良莠不齐，且良者少、莠者多，这是我们需要改变的地方。”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或许是对杭侃最好的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