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转型时代”上下限的划定1898—1927年，平视“晚清”与“五四”，同时要强调尊重五四新文化人的自我体认，从古典中国到现代中国的转型，是由“两代人的合力”促成的。晚清与“五四”，这两代人在政治理念、人格理想、知识类型以及审美趣味方面虽有很大差异，但基本上是走在同一条大路上，且不知不觉中“合力”做成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古典中国向现代中国的转型。
晚清与“五四”这两代人，只要参与维新或革新事业的，多少都有“接力”的关系。这里所说的“接力”，包括人际关系、学术传统、文化思潮、政治议题等。越是进入具体领域，“承前启后”的痕迹就越明显，谈“五四”无论如何不能绕过“晚清”。
在沟通中外、徘徊古今、穿越文白、兼擅文章与学术这几个方面，晚清与五四这两代人有很多共同记忆，只是立场与策略不太一样而已。当初论战时争得你死我活，但无论胜败正反，都参与到这场历史大剧的制作中。
谈及“新文化”如何“运动”，不仅必须在激进与保守之间保持某种平衡，重新审视五四时期林纾、章士钊、吴宓、梅光迪等人的“反动言论”；而且努力平视“晚清”与“五四”，而非站在“五四”的立场来选择性地溯源“晚清”。承认两代人各有特点，也各有魅力与局限，其“共同的合力”促成了思想史、文学史或学术史上的大转型。那是一个政治上剧烈动荡、文化上生气淋漓的时代。那两代人的挣扎与痛苦、追求与失落、思考与前瞻，都是此前此后的读书人所难以企及的。因此我引入“两代人的合力”，平视“五四”与“晚清”，在辨析时代主潮的同时，发掘问题的丰富性与复杂样，是为了以更加开阔的视野与更加坦荡的襟怀，来直面诸多“未完成”的时代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