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3日北京论坛分论坛“从共享经济到共享社会：社会企业的跨界实验”在钓鱼台国宾馆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郑秉文教授作了题为《社会福利制度建设的中国模式与道路》的报告，深刻阐明了中国在社会福利制度中的历史方位、路径依赖因素与现实选择。
中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建设始于1951年，我国劳动部及中华全国总工会共同制定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对职工生、老、病、死等福利待遇进行了具体规定，初步形成了企业职工社会保险制度；而随着我国经济改革、各项社会制度的不断完善，单位福利制度也逐渐向国家、社会、个人协同承担制度转型，但就目前而言，中国的社会福利以及社保制度的研究较于美国和欧洲仍处于相对落后的阶段。“应该让更多的学者参与进来，老百姓只是社保制度的参保人和受益人，学者的参与可以跟政府有更好的良性互动，把国外最新的研究结果以及社保制度的发展动态引入到国内，进而介绍给国内的政策层面供其参详考虑，这对我们的顶层设计、推动改革、政策执行都是有益的。”郑秉文如是说。而除了学者所带动的学界的繁荣，更需要政府的鼓励与支持。郑秉文解释道：“政府要是采取一种非包容性的、排他性的态度，就不利于吸收国外最新的发展结果。因此政府应做到以下两点：一是要采取包容的胸怀广开言路，习总书记说，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而社保是最典型的众人的事情；二是要容忍学者的批评，有学者批评，才说明有人关心。”
“现代社保制度本就是舶来品，我们在构造制度时除了要吸收国外的经验教训，也一定要看到自己民族的文化特点，要建立以民族价值观为支撑的社保模式才更有利于这个制度的成长，进而扩大其优势，克服其缺点。”谈起社会福利制度建设的中国模式与道路的具体问题时，郑秉文首先强调了传统文化对于制度选择的影响。他形象而生动地说道：“储蓄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十分重要的一个特点，怎么能够想方设法地把储蓄制度的因素嵌入到福利制度的建立中来，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因为这既可以提高参保人的积极性，又可以大大降低国家的负担，同时扩大个人的替代率和收益率。福利模式的选择事关重大，涉及一个国家未来经济发展潜力和社会发展弹性等重大问题 ，最终决定这个国家能走多远。”在中国福利模式的选择问题上，郑秉文始终坚持一个观点：要选择符合中国基本国情的福利模式，要建立符合国家文化传统的社保制度。
而福利制度的建设除了受到国民性和传统文化的制约，同时在顶层设计中政府也存在着一定的道德风险。“所谓道德风险指的就是部门的道德风险，社会的利益有时候与部门的利益是不一致的，像社保制度一定要符合国民和社会的长期利益，而应避免部门利益占主导地位，这就需要一个制衡；这个制衡是部门之间的制衡，是舆论和行政之间的制衡，是行政和立法之间的制衡，这是很关键的。”言及于此，郑秉文举了一个国外的例子，“2001年，美国总统小布什执行社保制度改革之际，成立了一个16人的委员会，这16个人里面有各方面代表人士，这就保证了各部门利益之间的平衡。”
经历长时间的摸索与尝试，中国的社会福利模式又该何去何从？在郑秉文看来，他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不适合建立福利国家，而是应该建立福利社会。“福利国家最大的特点是绝大部分福利是由国家提供的，社会、市场、企业和个人基本是不作为的。而福利社会则是国家根据立法，明文规定出中央政府该提供什么，地方政府又该提供什么，企业有什么责任，个人有什么责任，同时国家创造条件，利用税收手段激励企业、非政府组织、非盈利组织、社会共享经济去提供剩下的这些福利，使得福利结构与来源是多样性的。刚闭幕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社会保障制度要权责清晰、保障适度。以此看来，在福利社会里，虽然公共提供少于欧洲福利国家，但是加上市场和社会企业所提供的总体福利并不比福利国家低多少。除此之外，其好处显而易见：国家丢掉了包袱，企业充满了活力。”
郑秉文坦言相比于硬实力，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更为重要，而软实力恰恰就体现在制度上，制度供给政策，而政策又反过来塑造制度。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一定程度时，决定国家命运的不是金钱，而是软实力，是制度的塑造力。郑秉文也心怀希望地补充道：“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福利模式与社保制度等问题会得到更多人的关注与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