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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萍 张萍 摄 摄
北京论坛（2017）“中华文明的国际传播”分论坛上，来自中国、英国、美国、韩国、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印度、日本等多个国家的31位学者针对中华文明的国际传播做了主旨报告，报告内容精彩纷呈，内涵深刻，引人深思。文明的交流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多元文化的交融不但使中华文明得以弘扬，也使中华文明得到滋养。
“国际传播视野下蒙书的流传与中华文明”
中国古人十分重视蒙学教材的编写，早在周代就有了供学童识字、习字用的字书。最初的蒙学教材是为了满足皇室及仕宦之家子弟识字教育的需要而编写的，在皇室和仕宦之家私传。汉以后，开始走向社会，成为供大众使用的国民教材。来自台湾大学的郑阿财教授从跨民族、跨国界的传播视角，观察中国传统蒙书在传播过程中被选择、被接受的情形及其后来的发展。
郑阿财认为，蒙书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有它独特的文化特色。它内容的多元性使其在广大民间普遍流传，左右着民间的基础知识、价值观和道德观。所以它对民间生活文化的影响力是不可小觑的。过去在汉字文化圈里面，从古代的西北地区的高昌，到西夏乃至于东亚的日本、韩国、越南等地，蒙书被奉为学习汉字、汉文化的宝典。所以在学习过程当中除了流传之外，也出现了增补、续写、重编、仿作，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文化传播现象。郑阿财又以《千字文》《三字经》《蒙求》《明心宝鉴》四部蒙书为例，介绍了蒙书在国际传播中的选择以及它在各个国家接受的情况。
郑阿财说，在诸多汉学典籍中，蒙书始终在传播上占重要角色。从汉唐到宋元明清，蒙书是周边国家快速有效认知中华文化的工具。而不同的时代和国度对于蒙书的传播与接受也呈现出一些现象。第一，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国家和民族都把蒙书作为认知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媒介，但他们选择时有一定的优先顺序，比如按照识字、进德修业、学习思文的顺序。曾经流行的《千字文》有一千个字，是学习汉字的基本读物；而《三字经》是中国学术概论的一个缩影，其他国家的人可以通过它快速了解中国的文化及学术概念。第二，这些蒙书进入输入国后，由于各国生活文化的差异，社会的需求不同，出现了对中国蒙书的补充、改编，甚至重写，不再沿用或依傍中国蒙书的内容。
“丝绸之路与文明传播——从物质载体的角度看”
“丝绸之路”起始于古代中国，是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古代陆上商业贸易路线，同时也在中华文明的国际传播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来自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的荣新江教授站在中国的立场，从物质载体的角度审视探讨了丝绸之路与文明传播的关系问题。
荣新江从两汉、隋唐、明清三个段落宏观考虑丝绸之路与文明传播的关系问题，针对两汉佛教传入、唐朝汉文化西进、明清东西文化全方位交流中文化传播的载体和方式做了讨论。
佛教最初的传播是以传法僧的口头翻译完成的，因此不需要携带笨重的贝叶梵经，就可以达到传播的目的。此后从魏晋到唐初，中国僧人有西行求法运动，去中亚、印度抄写佛典，中国发明的轻便纸张为这项求法抄经运动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通过背诵而回来讲说，仍然是传法的一个重要方式，其中不少“论”部经典就是这样形成的。
汉文化的载体最初是简牍，因此不利于传播，虽然有绢帛，但因为昂贵而不可能大量运输。纸张的发明，同样促进了魏晋、隋唐时期中国文明的西进，当然也有高级的绢本写经，以及中国传统的拓本、摹本的流传，甚至立碑异域的做法，都是中国文化西进的工具和手段。
到了明清时期，由于东西方海上运载能力的加强，因此不论是西方的羊皮书，还是中国的线装典籍，都成为东西洋上重要的载运物品，而中文著作的西方译本带到西方印刷出来，也加快了中国思想文化的西进，而效果比原书的传入更加显著。
荣新江通过物质载体对中华文化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脉络做了梳理。显而易见，“丝绸之路”在中华文明的国际传播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学者普遍赞同的观点，来自澳大利亚的马克林教授的报告中也提到了丝绸之路。他说，基于中国的全球化正在不断发展，构成了当今世界的主要趋势之一，而这尤其体现在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上。了解当下需要追溯历史，古代和中世纪时期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特别是以之为载体发生的文明传播，能够让我们对当下世界有更深刻的了解。丝绸之路的历史及其涉及的文化交流使我们对未来充满希望，中国文化将在未来几十年中为更加和谐、繁荣的世界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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