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和全球视野中的社会转型

期次:第1461期    作者:校报记者 周伯洲   查看: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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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论坛(2017)“历史和全球视野中的社会转型”分论坛上,众多人文社科“大咖”共聚一堂,碰撞着思想的火花。“歌德在1812年写道:‘但丁伟大,但他的背后是几个世纪的文明。’这样的事情都比我们想象得要深,那我们在认识今天中国的大转型时也必须实事求是地看中国的过去,而且要在一个历史和全球的视野中看待过去。”北京大学李伯重教授对江南经济近代转型的讨论,引发了与会者的热烈反响。他通过对长三角地区早期工业化发展状况的考察,重新定义了工业化。他指出,以往的研究者把工业革命视为近代经济的起点,而长三角地区虽然没有发生工业革命,但也已经具备了早期近代经济的诸多特点,经济实力、贸易比重、城市化水平等均与同时期欧洲早期工业化城市不相上下。“就是因为这里已经有了早期近代经济的基础,大多数人已经不再是真正的农民,已经能够适应早期近代工商业经济,所以他们转向西方带来的工业革命以后的经济形势是比较容易的。”李伯重用长三角的经验,启发我们摒弃欧洲中心论下的“傲慢与偏见”,从内部理解中国近代经济变革的根源。
芝加哥大学的彭慕兰教授同样把目光落在了长三角。他从长江三角洲的农业状况出发,就佃户收入、劳动组织、商品贸易等方面,对明清经济组织与早期英国和荷兰经济组织的差异做了细致的分析。他指出,18世纪的西方农业工人有更多产业化特点,而中国产业工人比例小,发展缓慢,这直接影响了19世纪清代的社会变革。
复旦大学史傅德教授从技术变革、金融体系和社会分工等角度讨论荷兰的现代化进程。他说,1550年到1800年是荷兰的黄金时代,世界贸易和殖民体系促成其国内政治体制的民主化,私有财产权得到承认。荷兰的金融体系是它步入资本主义的另一支柱,政府债券的发行、税收改革等激发了金融业的繁荣。同时,荷兰的财富还带来了全球的劳动分工。史傅德借荷兰的经验反思西欧现代性,他指出现代化的进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实体经济与投机的泡沫并存,经济活动中掺杂着政治影响,司法系统和贸易安全等问题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论坛同样关注着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中国人民大学刘守英教授讨论了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主要由“农二代”引发的历史转型和结构革命。他依据农民与土地、村庄的关系把历史转型划分为传统乡土社会、国家工业化时代的计划化、20世纪80~90年代的乡村工业化、20世纪90年代末离土出村的第一代和现当代的农二代几个阶段。他认为农二代是中国乡村结构革命的真正开始,他们与农一代不同,举家外出,把资本留在城市,以服务业工作取代建筑业工作,这给乡村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农二代未来的走向将成为影响社会转型与政治转型的关键。北京大学张静教授则从组织和个人关系的变化分析当代中国的社会变革。她指出,大规模组织和个人关系的变化都会对中国治理体系的形成构成重大的影响,传统中国的分治体系基础框架呈蜂窝状,皇权通过绅权管理社会。20世纪50年代的单位制对社会组织进行了重组,社会成员通过参加工作进入这一组织系统,国家通过单位组织间接地处理社会问题。现在,1949年以来存在着的个人和公共体制这种常规的关联,正在出现大规模的中断,基层利益平衡机制逐渐弱化,而替代性机制尚未建立,社会组织与个人关系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新挑战。
芝加哥大学的赵鼎新教授讨论了历史和全球视野下的政党政治。他说:“政党发展和变化最主要的原因是意识形态,政党没有意识形态就是“流氓集团”,所以说这个意识形态的变化是政党变化最重要的因素。”他指出政党的发展可以分为自由与保守、阶级与民族、冷战下的政党危机和第三波民主浪潮下的政党四个阶段,并从意识形态出发分析了冷战后东方政党的危机,认为意识形态的可变性与政党实体的巩固仍是政党政治的主要问题。
剑桥大学的艾伦·麦克法兰和彼得·罗兰教授则从更为宏观的角度引发与会者的思考。艾伦·麦克法兰引用托克维尔的方法,以文明的起点、比较研究和不同文化现象之关系整体地把握文明。他同时强调人类学的“移情”和“同情”方式,“放下自己的民族中心主义,不要做出任何的价值判断,能够用同理心去了解其他的文明,不要考虑太多自己的文化背景”。彼得·罗兰分析了历史上中国与西方文明的两次趋同与趋异时代,指出由西方少数国家主导全球的短暂时代走到了尽头。全球金融危机标志着世界历史的转折,在未来的复杂时代,中国长期的“正和”思维、在“阴”和“阳”两种力量间寻求平衡并通过二者的动态作用达到“天下大同”的传统,或许能为中西和谐合作、共同应对人类挑战提供新思路。
正如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在致辞中所说,当今时代是人类进入现代文明的关键时期,中西方被纳入到共同的命运中,每个文明体不断地被激发、转化,开展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内外相依,彼此共存”的新格局。这个大时代的来临,并非历史的终结,而是重大转型的征兆。它需要学者从理论、方法上加以把握和探究,需要学者的体悟、反思和承担。在学术资本化、专业化的今天,我们更需要以“涵育学术,激活思想”为宗旨,打破学科界限,汇通学术资源,做有思想的学术、有学术的思想,以思想和思想发现推动社会转型,校正历史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