昝涛 昝涛
伊斯兰世界人口众多，和中国交往也非常密切。不论海上或陆上的丝绸之路，都绕不开穆斯林世界。它是中国和西方之间一片广大的区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中不可或缺的参与者。了解伊斯兰世界的历史、文化，既可为现实关怀的研究提供支撑，也对认识人类文明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大有裨益。为进一步从历史学、宗教学的角度了解这一沟通东、西的重要力量，我们采访了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昝涛副教授。昝涛面向全校开设的通选课“伊斯兰教与现代世界”，作为北京大学首批“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之一，每次都广受同学们的欢迎。
土耳其与中国其实很“近”
根据昝涛介绍，土耳其人是世界历史上最后一个穆斯林帝国的主人，奥斯曼土耳其处于重要的地缘位置，地跨欧亚，沟通着东西方文明。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提高、责任加重、视野扩大以及土耳其本身的迅速发展，尤其是全球化背景下西亚、北非地区的剧变，作为中东地区重要国家的土耳其，也越发地受到中国的关注。
昝涛指出，中东地区尤其是土耳其和中国的距离，看起来比较遥远。但从文明圈的角度说，并不远，中国有着两千多万的穆斯林，有很多不同的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也处在伊斯兰文化的辐射和影响之下。土耳其本身是一个穆斯林国家，土耳其和中国间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不可避免地带有文明圈关系的元素。人们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伊斯兰文明的时候，自然而然地就会将土耳其、伊朗、沙特、埃及等中东地区的主要国家纳入视野。土耳其进入我们的视野，不可忽视这个背景。
而在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民族中，回族和维吾尔族的比重都比较大。在西方和土耳其学界尤其是语言学方面，他们很强调维吾尔族所讲的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的一种方言。在近代史上，语言的相近性成为泛突厥主义主张的依据之一，这在土耳其曾经颇有市场。虽然这种在政治上不切实际的幻想已经消退，但其在文化上的影响仍然不可忽视的，很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土耳其官方和民间存在的对其他讲突厥语不同方言的人特别关注。这是关注土耳其与中国之间联系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
众所周知，土耳其的前身是奥斯曼帝国，是一个大帝国。中国在历史上也是一个大帝国。两个分处亚洲东西两端的大帝国，在近代以来，都面临着西方冲击下的危局，中土都有向西方学习的意愿。然而，向西方学习在土耳其和中国也造成了非常不一样的后果。对中国来说，逐渐走向了越来越独立自主的地位，而奥斯曼帝国崩溃、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以后，土耳其先是加入了北约，进而谋求加入欧盟，亲西方的立场和态度十分明显。另外，在它的内政上，从奥斯曼帝国晚期开始，就进行着西方化的改革，直到凯末尔主义时代，更是进行了全盘西化的努力，即使在冷战期间，西方化也仍然还是土耳其的主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土耳其有非常强的西方文化因素。这也导致土耳其看待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时候，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西方视野。比如说，西方的民主意识形态和人权外交对土耳其影响很深，这也是它看待中国时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奥斯曼帝国与欧亚局势
据昝涛介绍，奥斯曼帝国于1453年灭掉了君士坦丁堡的东罗马帝国，在极盛时期控制了东南欧洲。从宗教意识的角度说，在东罗马帝国崩溃以后，实际上是俄国人逐渐成为了东正教的领袖。在俄国人中，存在着一种希望能够将土耳其灭掉夺回君士坦丁堡、恢复东罗马的情结。同时，在奥斯曼帝国时期，土耳其深深地卷入到了和欧洲的关系中。也就是说在欧洲的国家间关系中，奥斯曼帝国扮演了重要角色，比如，卷入到法王国和哈布斯堡王朝的竞争中。
19世纪是一个列强争霸的时代。在西欧和海洋上，英国在列强中胜出，成为“日不落帝国”。而在中东欧、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带，俄国亦崛起强大的力量。俄国的崛起，一方面使它成为欧洲秩序的重要参与者，尤其是旧秩序的维护者；另一方面，和帝俄接壤的是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极盛时期的领土除中东欧、小亚细亚和阿拉伯地区之外，还延伸到今天的高加索、乌克兰包括克里米亚在内的广阔地区。在经历了多次俄土战争后，奥斯曼帝国失去了大片领土，帝国迅速衰败。其实，俄国扩张对欧亚大陆上的传统大国，包括奥斯曼帝国和清帝国，都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
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中，英法等国与奥斯曼帝国站在一起对俄国作战。虽然英法俄都不喜欢奥斯曼帝国，但对于如何处理所谓的“东方问题”各怀鬼胎，尤其是不愿意看到对手获得更大的利益。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英法站在奥斯曼帝国一边，背后显然是列强博弈。
昝涛指出，奥斯曼帝国能够从19世纪中后期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列强之间存在矛盾，它能够在其中寻求一个苟延残喘的生存空间。当然这不完全是被动的，奥斯曼帝国本身也希望通过一步步的改革达到富国强兵，且使列强对它干涉和指责的借口变得更少。比如说，在国内施行符合当时世界主流价值的政治改革，尤其是针对帝国内的基督教徒等非穆斯林民族，赋予他们更多的平等权利，其中第一个原因就是希望以此来减少列强以宗教的理由干预其内政。另外一方面，借助于自身逊尼派穆斯林领袖的地位，奥斯曼帝国利用宗教扩展自己的地缘政治活动空间，抬高自己在列强面前的“身价”，这在历史上被称为“泛伊斯兰主义”。奥斯曼帝国向中亚、南亚，包括中国新疆地区，派出了一些使节，强调穆斯林的团结。其实奥斯曼帝国本身没有那么强大的力量，这只不过是扩大自己声势的一种手段。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新疆地区发生阿古柏入侵事件，也与奥斯曼帝国发生了联系。阿古柏承认奥斯曼帝国的宗主地位，奥斯曼帝国象征性地给予他们支持和承认。这实际也是当时某种泛伊斯兰主义的表现。
历史地看，奥斯曼帝国一直在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只不过随着历史的发展，它越来越虚弱，越来越萎缩。
奥斯曼帝国的历史遗产
昝涛告诉记者，土耳其存在一个基于过去奥斯曼帝国历史的记忆。这样一种历史记忆，塑造了人的历史视野、现实视野和对未来的期待。土耳其人是奥斯曼帝国的主人，在20世纪之前奥斯曼帝国确实是世界历史舞台上数百年间的重要力量。现代土耳其拥有的这样一种历史的地位、身份与意识，使得当代土耳其的人民和领导人，不可避免地就有一种帝国/大国的视野，通过仔细研究冷战末期以来土耳其思想界和重要领导人的言论、话语，可以发现这种历史意识的影响之大，它服务于土耳其人力图在全世界更快、更高地提升自身地位的需要。在土耳其，这被称为新奥斯曼主义。土耳其人会提到要恢复奥斯曼帝国的荣耀，土耳其的领导人在自己本国政治的宣传、动员中，对此也并不讳言，经常提到奥斯曼帝国过去怎么样牛气，这是一个比较自然的宣传逻辑，比较能够打动土耳其国民的人心，原因也在于土耳其上下共享了这样一个历史记忆。昝涛指出：“这主要还是为了提高国家凝聚力，是提升执政者的声望、加强政治权力的一种手段。”
另一方面，在奥斯曼帝国解体后，阿拉伯世界最终被人为地分裂为20多个政治体，它不是一个自然的、经过革命斗争形成的民族国家政治实体，而是有着深刻的列强干预因素。这就为此后的地缘政治危机埋下了伏笔。比如，阿-以问题、库尔德问题等等。最近十几年来，第二次海湾战争和阿拉伯之春，对伊拉克和叙利亚都造成了巨大冲击，而当地国家能力不足的问题十分突出。这是所谓“伊斯兰国”问题出现的重要原因。从外部角度看，伊朗、沙特、卡塔尔、俄罗斯、美国、土耳其还有欧洲等地区性和世界性的重要力量，也在这个地区进行各怀鬼胎的博弈。这些因素，都为2014年以来所谓“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叙利亚等地区的生根发芽提供了土壤。
昝涛强调，所谓“伊斯兰国”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在奥斯曼帝国解体后第一次实质性地影响了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作为一个历史现象，所谓“伊斯兰国”的策略虽然特征鲜明，但其主张并不新鲜，它反映的是穆斯林世界内部长期存在的少数激进主义者的主张，这一主张在伊斯兰历史上早就被边缘化了，但它并没有消失，某个特殊的时期，都会出现形式不同的畸变，需要从文明史、宗教史、思想文化史来切入和研究，才能得到更为深度的了解。另外，这同时也还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崩溃给世界历史留下的沉重的政治遗产。 （校报记者 周伯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