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李赋宁先生 晚年的李赋宁先生
李赋宁先生在国外 李赋宁先生在国外
李赋宁先生 李赋宁先生 （ （左 左） ） 与许国璋先生 与许国璋先生 （ （右 右） ） 在一起 在一起
1989 1989年夏 年夏， ， 李淑静 李淑静 （ （左 左） ） 和同学与李赋宁先生 和同学与李赋宁先生 （ （中 中） ） 合影 合影
自1898年京师大学堂建立以来近120年，这片人文气息浓厚，科学精神常青的北大校园，孕育了无数才学皆备，品学皆优的科学家和学者，也产生了许多人文大师，科学巨匠。今年，北大先后召开座谈会，纪念王选先生诞辰80周年和李赋宁先生诞辰100周年。王选先生是当代中国科学家的杰出代表，是中国科学创新精神的典范；李赋宁先生是一位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西方语言文化大师。
100年前的3月24日，李赋宁先生生于江苏南京。1939年，李赋宁先生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两年后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1941-1946年在西南联合大学外语系任教，1946年赴美国耶鲁大学研究院攻读学位，1948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后继续在耶鲁攻读博士学位。1950年，李赋宁先生响应祖国号召，毅然回国，任清华大学外文系副教授。后任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曾任北京大学副教务长、西语系、英语系主任，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和特约成员、中国英国文学学会名誉会长、中国莎士比亚学会副会长，九三学社第七、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和第九届中央参议委员会委员、北京市第五、六届政协委员。
我是李赋宁先生1995-1998年指导的最后一名博士生。在我攻读博士学位3年期间，先生在人文思想、治学精神和人文品格等方面对我的影响很大。
最近在拜读先生的回忆录《人生历程》，我在其中反复看到的，是他挚诚的爱国情怀，为祖国的西方语言文学研究和教育事业的献身精神，深厚的中西语言造诣和人文学养，严谨务实的治学精神，诲人不倦的夫子精神，谦谦而高远的君子风范。
1950年，新中国崛起于饱受列强欺凌和战乱的废墟之上。远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李赋宁先生心系祖国，他没有产生当时不少海外学子“再等等看”的想法，也对林语堂学长“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的箴言不以为然，而是立即响应新中国建设的召唤，毅然决定回国，于1950年4月底从旧金山乘货轮启程回国。先生后来回忆说：“在海上冲浪31天……终于在1950年春末夏初，在塘沽附近的新港抵达了解放后的新中国。我们感到十分兴奋，终于回到了祖国！”先生这样的感慨，表达了海外学子思念祖国，为祖国的解放和人民的自由欢呼的深情。联想到先生多次提过，他出国留学的动机就是学成之后“帮助把清华外文系办成一个具有国际水平的外文系”，我不禁为先生学以为国，学以致用的精神感动不已。
先生从小受家庭影响，喜爱西方语言文学，在耶鲁时，已经通晓英语、法语、德语、拉丁语、希腊语和古英语等多种西方语言，在西方古典学方面奠定了深厚的学术基础，又师从罗伯特·门纳（Robert E. Menner），梅纳德·麦克（Maynard Mack）和雷内·韦勒克（Rene Wellek）这样的古典语言大师、莎士比亚名师和文学批评理论家，还结识了鲍格（A. C. Baugh）这样的古英语专家和克林斯·布鲁克（Cleanth Brooke）这样的新批评派文学旗手。长此以往，他完全可以在耶鲁大学相对优越的生活和学术环境中循自己的学术道路，继续自己的学术人生，创造出西方学术话语环境中的辉煌。但先生以祖国的兴亡为己任，不顾自己个人的前途和利益，中止了写就泰半的博士论文，毅然回到百废待兴的祖国，满腔热情地投入祖国的文化教育事业。这是一生的投入，是对祖国和人民的爱的实现，是对中国的西方语言文学研究和教育事业的奉献。先生和其他诸多在新中国最困难的时代义无反顾地投身祖国科技发展和文化振兴的科学家和人文学者一样，彰显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的前途满怀的希望和信心，对祖国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向往赤诚的关怀。这是中国历代优秀知识分子的信念和追求，即使在十年“文革”动乱中最困难的日子，先生也毫无动摇，他在非理性的人类政治行为中看到人性向善的趋向，他在极度的精神打击和物质匮乏的生存境遇中，一如既往地播种着知识，播种着善良和德行的种子。先生坚信，艰难时世终将过去，社会主义的中国将迎来改革开放、经济繁荣和文化复兴的新时代。
而且，先生把自己对人类政治的思考和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坚定的信念贯穿在学术研究中。先生告诫我除了文学文本，还要广泛涉猎西方的政治哲学和历史学，还要注意美国的政治历史，并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和方法指导自己的文学研究。上世纪90年代，先生曾把十八世纪英国大文豪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的那篇奇文“致切斯特菲尔德伯爵书“（Letter to Lord Chesterfield）解释为十八世纪新兴资产阶级作家向封建贵族宣布独立自主的反抗精神，因而可以把这篇文章看作是欧洲文学史中作家的独立宣言。当时，文革已经结束多年，西方各种新的文学批评理论在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界大行其道。一次，我问先生，您难道不担心有人会认为这是文革时期的文学研究中极左的所谓“阶级分析”方法吗？先生笑答：现在西方诸多的新理论从不同角度看问题，各有其合理的成分，但它们不是用来替代所谓旧的观点。文革期间有人把阶级分析的方法用过头了，但这样的文学分析方法在西方历史上有时还是经过反复的检验，证明是合乎人类认识事物规律的东西。先生要我回去好好读一读英国十八世纪的历史和文化，再回过头看约翰逊在伦敦的“文学俱乐部”现象，从中得出自己的认识和初步结论，下次再接着这个话题往下谈。先生的指导，站稳马克思主义理论制高点，以开放的学术胸襟广纳众长，对学生点到为止，启发思智，鼓励读书，可见一斑。
李赋宁先生的人生是博雅清正，严谨求实的学术人生。先生的学问，涉及哲学、伦理学、文学、美学、语言学和历史学等人文学科。先生的学问，远离学术奢靡，是正本清源的学问。在先生的治学过程中，一个词语，一个观点，一种流派，都必须予以反复查对，追本溯源，在哲学思想、历史文化和社会心理的语境中得到合理的定义和解释。我至今保存着先生在80岁高龄审阅我博士论文时留下的批阅。那是永久的纪念，是永远的教诲，是我传代的精神财富。先生曾告诉我，他崇尚英国十八世纪大史学家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说此公在雄厚的古典语言文学基础上，接受法国启蒙主义的思想，二十年磨一剑的治学精神值得今天的学者学习；先生也十分赞赏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中表现的在大量准确的史实基础上追寻人类历史发展动因和规律的新史学态度，也对吉本典雅庄重的散文笔法推崇备至。先生对于浩繁累牍的当代西方文学理论保持尊敬和研究的态度，但更强调中国学者建构自己的学术话语自信。培养自己的哲学立场和文本研究的功力。翻开先生的一部《英语史》，没有宏阔的理论话语，没有令人疑惑的引证，没有草就突兀的判断。相反，书中素朴的语言，切中的观点和大量有据可循的语料例证，让读者感到一种博大，一种实在，一种透彻，一种清雅。今天，我们大力提倡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和扎实创新的优良学风，李赋宁先生的治学精神为我们树立了永久的丰碑。
李赋宁先生的人生也是为教为学，表率师德的人生。他在教学中致力于打通各学科，重视学术的教学基础，学问高深但须惠及普通学子。这也是他在耶鲁求学期间观察而得的大学里的语言文学教学观点。先生如此回忆道：“耶鲁的传统是由有经验的教授教本科生，为学生打下好的基础。”先生对此教学观念身体力行，数十年来，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先后开设过包括大学英语、专业英语、专业法语、古英语、英语史、拉丁语、古希腊罗马文学、中世纪英国文学、16-17世纪英国文学、莎士比亚研究等数十门课程，而且还不辞辛劳，到边远省份的大学为普通学子开设系列语言文学讲座。上世纪90年代，我曾有幸听过先生开设的大堂讲座，首先感到的是先生对听者的尊重和关怀，先生一口精炼而又富有感染力的英语，由浅入深，循循善诱，让听者在浓厚的人文关怀的气氛中享受思想的乐趣，获得知识和能力的积累和提高。课后，先生是学问高深的谦谦君子，他平易近人，说话不紧不慢，总带着和蔼的微笑，论及其他学者，先生总能看到其优点，言语间毫无文人相轻，盛气凌人的陋习。我在先生门下求学，对此感悟至深。我凡约定上门请教，先生总要让我坐在沙发上，边喝茶边聊，生活细节，时事经纬，学术天地，想到什么说什么。同时，先生又善于把关键性的思想融入闲适的话语中，让人有豁然开朗的惊喜。有时先生说到高兴处，发出特有的，有点倒吸气的“嘿嘿”笑声，完了喝口茶又接着说。先生向我展示的，是一种没有师生权力关系，诚恳地传播知识的师德，一种人文关怀的师德，一种具有精神感染力的师德；我们今天的师德建设离不开这样润物细无声的师德风范。
李赋宁先生的人生更是追求高尚的德行，淡雅而高远的人生。先生告诉我，他的人生信条是“素朴的生活，深刻的思想”。这简洁的表述，透出了先生的人生觉悟和高尚的精神品格，这些都展现在先生一生的生命轨迹中：从先生告诉我的故事中我知道，早在西南联大任教期间，先生有过人的才学，却不善于才子们的高谈阔论。他常去昆明北门坡的茶馆听西南联大那些满腹经纶的才子的高论，喜欢在聆听中认真思考，风趣点评，得出自己的结论；在耶鲁大学期间，他选择了引人思智却貌似无用的西方古典语言文学；在数十年的教学与研究生涯中，李先生的学术名声高山仰止，他却微笑以对，淡然处之。我曾对先生说，在先生的门下做“关门弟子”，压力很大，唯恐学得不好，不能把先生的师门关严实，透进风来让先生“感冒”。先生笑答：“世上哪有不透风的门？‘感冒’是正常的现象，你多学到一些就好。你们云南大理有风花雪月，身处其中，也很美好。”
生活中，李赋宁先生也显出普通人的本色。1996年夏日的一天，先生和师母邀我和家人游香山。一路上，先生听到我模仿不同的鸟鸣，对我说：“黄必康同志，你的口技还不错嘛。我也来一段你们听听如何？”于是，先生的脸上显出孩子般的笑容，他清了清嗓子，在一片苍翠和清风之中引吭高唱，一曲字正腔圆的京剧（记得好像是萧何月下追韩信？），但见先生专注角色，边唱边举手比划着，任由微风吹拂丝丝的银发，全然陶醉在艺术人生的洒脱之中。徐师母对我说，“李先生很长时间没有这样开怀了，今天高兴。”以后的岁月中，我每次看望师母，回忆起这一段往事，师母都止不住地兴奋不已。我也每次都体会着先生这返璞归真，大音希声，保持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我想，这也是今天的中国外国语言文学界学者为了人类更美好的未来应该展现出来的中华民族的自信和文化气质。
先生在生命的最后时光，写下了自己的生命历程，其中没有宏伟的议论，轰烈的大事，没有高亢的愤然，也没有低沉的人生感叹，只有平实的语言记录着生命的点滴，而且都是学习不止，教书育人的人生经历。这本书的书名也一如先生低调淡雅的人生品格：《学习英语与从事英语工作的人生历程》。先生一生淡泊名利，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他留给我们后学的，正是这样的思想品格和人文精神。
这让我想到了十八世纪英国大文豪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的一句短促而又典雅的名言：“No people can be great who have ceased to be virtuous.”(“任何人，一旦失去了美德，便不可成就伟大的事业。”）。
李赋宁先生的学术人生美德常青，他为我们后人成就了一个时代的文化伟业。
（作者为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