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沛竹教授 康沛竹教授
张帆教授 张帆教授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了新的重大论断，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重大政治论断是今后党和国家制定大政方针、长远战略的重要依据。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运用矛盾理论，观察中国社会，准确把握不同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并以此制定主要的工作任务。
正确判断和认识社会主要矛盾，是我们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重要经验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及相互作用，是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毛泽东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基本矛盾理论，全面系统论述了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主要矛盾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正确认识和把握各个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从而制定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毛泽东强调：“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注意的。”在实际工作中，主要矛盾就是指中心工作、主要环节和工作重点。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变化和转换的。
新中国成立后，1956年9月党的八大召开，制定了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形成了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成果，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分析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也随之发生的变化，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因此，当前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尽快地把我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八大对主要矛盾的认识把握住了社会主要矛盾的重大转变，符合当时中国的基本国情。但是后来随着极“左”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和判断出现失误，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认识。对社会主要矛盾的错误认识成为“文化大革命”时期“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重要依据。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走到了一个历史的转折关头。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总结经验教训，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时期，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科学分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对八大的提法做了进一步的提升。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此后一直基本沿用这一提法。
矛盾思维是习近平治国理政的重要方法，习近平一直高度重视运用马克思主义矛盾理论，分析和解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重大问题
2013年12月和2015年1月，习近平两次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号召全党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和价值观，增强辩证思维能力，努力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的本领。《矛盾论》的发表虽然已经过去了80年，但这篇具有里程碑意义充满辩证法思想的哲学著作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习近平2016年曾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时指出，毛泽东撰写的《矛盾论》《实践论》等哲学名篇至今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号召全党学习。习近平强调，要学习和掌握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深入理解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只有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结合起来观察，把社会基本矛盾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才能全面把握整个社会的基本面貌和发展方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不断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调整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完善上层建筑。
习近平指出，要学习掌握事物矛盾运动的基本原理，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客观性，要善于把认识和化解矛盾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在任何工作中，我们既要讲两点论，又要讲重点论，没有主次，不加区别，眉毛胡子一把抓，是做不好工作的”。因此，他强调，面对复杂形势和繁重任务，首先要有全局观，对各种矛盾做到心中有数，同时又要优先解决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此带动其他矛盾的解决。他形象地将抓主要矛盾比喻为牵住“牛鼻子”。
敏锐地把握住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在2015年1月23日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辩证唯物主义时习近平指出，既要看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没有变，也要看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每个阶段呈现出来的新特点。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我国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实现了历史性跨越，我国基本国情的内涵不断发生变化。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提出，经过长期努力，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新论断的提出，既是马克思主义矛盾理论的运用，也是我国社会实践的反映。
经过改革开放近40年的发展，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两个方面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一变化是全局的历史性变化。一方面，“落后的社会生产”已与高速发展后的我国实际情况相去甚远。我国经济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名列前茅，国内生产总值从54万亿元增长到80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另一方面，“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也已发生巨大变化。人们的一般性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已经得到满足，正在转向追求更加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此外，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已成为主要制约因素。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等各方面发展不够平衡，一些地方、一些领域、一些方面发展不足是现阶段社会各种矛盾和问题的主要根源，也因此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我们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作者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