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堂上的董洪利教授 课堂上的董洪利教授
董洪利教授 董洪利教授 （ （左二 左二） ） 出席学术会议 出席学术会议
董洪利老师离开我们整整两个月了，一直想写一篇纪念文章，当我坐在电脑前，思绪一下子就飘回到初次遇见董老师的那天。
2002年6月，我还在山东大学读硕士，适逢古代汉语杨端志教授的博士研究生答辩，邀请董老师来做答辩委员会主席。答辩之后，系里又请董老师作了一次《孟子》研究的讲座。那次讲座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董老师平易近人的处世作风、严谨求实的学术精神令人敬佩之情油然而生。可谓机缘巧合，我当时万没想到，这位平生第一次见到的北大教授后来竟成了我的博士导师。
董老师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培养的最早一批古典文献学博士，他的博士论文《孟子研究》也是当时第一篇研究孟子学的学位论文。“干一行，爱一行”的董老师对中国古代典籍有着一种浓厚的感情。一次接受采访时，他曾经说过：“我感觉这些古籍中有一种气，让我觉得自己的根很扎实。我们国家文化上的根深深地扎在这些存世古籍里。没有它们，我们就没有文化的基础了。”
留校任教后，董老师开设的课程“孟子”与“训诂学”一直深受学生喜爱。据文献学专业的老师回忆，起初北大中文系没有“训诂学”这门课，而北师大有这门课。那时候北京的交通不像现在这么方便，董老师就骑着自行车，从北大骑到北师大去听陆宗达先生讲这门课，风雨无阻，常常连饭都吃不上。除了听课，他还参加了金开诚老师主持的《楚辞》研究课题组，把读书学习与古籍整理实践相结合，最终不但成功地开出了“训诂学”这门课，还出版了学术专著《古籍的阐释》。为了把课讲好，董老师经常读书研究到深夜，孜孜求索，广泛涉猎，因此他的课程内容充实、分量十足。
课堂上，董老师对学生严格要求，他认为上课是学生的本分，一直坚持上课点名。此外，他还强调，对于文献专业的学生而言，熟悉原典、背诵原典是至关重要的。不过，老师的严格中往往又透着宽厚、透着浓浓的人情味，可谓“严而不厉”。2002级文献专业的陈恒舒同学曾回忆说，大一时上董老师的“论语”课，老师要求大家背诵《论语》，一章一章顺着背下来，每次上课之前检查。上过几次课后，大家都摸到了规律：按照学号顺次往后，一个人背十章左右，两三个人背完一篇。有些同学就算准了自己哪次课被叫到，被叫到的时候该背哪一部分，只准备这一部分，如此可以偷懒。结果有一次，一位同学被叫到，站起来说：“老师我没背。”董老师愣了一下，说：“你坐下。下一位同学，你来。”教室里顿时一片骚动——这不是全串了吗？这位同学只好站起来说：“老师，我没背这几章，我背的是下面的几章，可以吗？”董老师又愣了一下，说：“可以。”于是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风趣幽默是董老师讲课的另一个特点。有一年讲“训诂学”时，董老师举例子说：“屈原的这篇作品，写到了一个女——”突然语塞，好像在犹豫下面该接什么称谓，顿了足足三秒钟，挤出来的却是：“女——同志！”大家当时就笑翻了。董老师却一本正经地看着我们，镇定地说：“笑什么？写的不就是个女同志吗？我们当年就是这么称呼女性的。”看到他一本正经的样子，大家笑得更厉害了。
董老师心地善良，待人以诚，喜欢交朋友，从无疾言厉色，与他相处，如沐春风。他在中文系工作近四十年，从来没有一个人和他闹过矛盾，倒有不止一个人称他为自己最好的朋友。担任教研室主任的十几年里，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勇于承担责任，善于包容，深得同事们的信任和爱戴，整个教研室上下一心，气象和睦。对于年轻教师，董老师更给予了无私的关照，不止一次，当青年教师接到开课任务，因准备仓促而心里没底时，董老师总是毫不犹豫拿出自己辛辛苦苦备课的讲稿，提供给对方使用。有一次他出国在外，遇到外地的一位教师，聊天时这位老师谈到自己准备开设“训诂学”课程，却苦于无从下手。董老师二话没说，立刻把自己的“训诂学”课程讲稿送给了那位教师。“学术乃天下之公器”——董老师是这样看的，也是这样做的。
2011年，日本福岛爆发大地震，引发核泄漏。地震后不久，董老师即准备前往日本下关大学讲学。当时身边很多人担心核辐射，都劝他不要去，董老师却说：“这是两所学校之间的协议，那边都安排好课程了，我怎能因个人安危而耽误学生上课以及两校多年交流合作的大计？”
对于学生的生活，董老师也极尽关心，自己带的研究生恋爱了、失恋了、结婚了、两个人感情如何等等，他都会及时关注。同门聚会，他从来不让学生掏钱，他说：“你们读书时花的都是父母的钱，刚刚工作用钱的地方很多，把钱都留好了，买单都由我来。”即便学生们全部毕业工作了，他还是坚持由他结账。记得有一次，我受大家委托，偷偷跑出去买单，谁知董老师眼尖，立即跟了出来，和我抢着结账，并跟服务员开玩笑说：“你看我那么大岁数，和女学生拉拉扯扯多不好，快刷我的卡。”付完账，老师回到座位，还佯装生气指着我对大家说：“你看她不听话，悄悄背着我付账。”
董老师几次出国教学，每次回国时都给每一位研究生带礼物，所有礼物都是他和师母陈老师精心挑选的。2005年董老师从韩国回来，送给每位女生一件漂亮的裙子，大家一试，各自的尺寸都非常合适。而送男生的则是一套情侣餐具，意思是让他们在完成学业的同时一定要尽快解决个人问题。
今年4月7日晚，全体同学惊闻消息，董老师病危住进了临终关怀医院。8日，大家马上赶到医院探望。老师一见到我们，十分激动，极力想说话，却已经没有力气发出声音。后来他用尽力气歪歪扭扭地写了几行字，意思是“你们说，我能听到”。不过因为激动，老师身体的各项指数起伏很厉害，大夫发现后勒令大家回去。董老师一听着急了，连忙写：“你们多陪陪我。”大夫说：“那就给你们五分钟。”董老师伸出三根手指头，大夫以为是三分钟，说：“好，那就三分钟了。”董老师一看误会了，更着急，又摇头又比划，做出“八”的手势。大夫说：“原来是增加三分钟，那就八分钟吧。”董老师调皮地笑了，笑得好开心，像个孩子。老师是那么爱生如子的一个人，最后时刻学生能够陪在身边对他来说是多么宝贵。
较之于其他同门，我对董老师的感情有些特殊，因为我和我的先生李畅然都是董老师的学生，所以我经常戏称自己既是董老师的女儿又是儿媳妇。一入师门，老师就当面指出，我在做学问上有两个大毛病，一是喜欢耍小聪明，二是心粗，这是他通过批阅我的博士考卷发现的。他语重心长地教导我：“读到博士了，要踏实做学问，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切不可做学问不求甚解。”又指着当时在侧的李畅然做典范说：“你看他，当年我的《孟子》项目分给在读研究生做，他分的任务最重，其他人最后都把题目改小了，只有他慢工出细活，还在一点点地做，为了精益求精，不惜延期毕业。这点要多向他学习。”
我毕业找工作时，一直执着于自己的想法——第一是去高校、第二是不放弃古文献专业。董老师知道后，说：“既然这样，那么对你而言，最好的选择就是去山东大学古籍所了。”最后我放弃了北京一所部属研究所的力挽，离京去了山大，老师没有反对。不过，就在董老师去世后，我与小师弟王耐刚聊天时，他告诉我，老师曾对我的选择表示可惜。听了这话，泪水在我眼眶中转了好几圈。真后悔，如果当初留在北京，也能多在老师身边照顾一下。回想当时，董老师对我就如同慈父一般，一旦儿女有了自己的选择，他绝不会多加干涉。
师道仁心，儒者风范。董老师有学问，又有能力，只可惜天不假年，在学术与人生积累的黄金时期，本应再结硕果，却猝然离世，怎能不令人痛心疾首，无限伤怀！
（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2007届博士毕业生，现在山东大学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