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
二、1973-1978年我成为北大教师
历史的发展往往并非尽如人愿，而是曲折变化吊诡的。我当时急于到解放区投身革命实践，本想去当随军记者，报道解放战争的实况。可是在我到山西武安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接待处报到后，却被组织上送到位于山西潞城的北方大学学习。7月间北方大学又迁到河北正定，与晋察冀边区的华北联合大学合并为华 北解放区的华北大学。这时我被选拔为历史研究室研究生，专心致志研读《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1949年1月底北平和平解放后，3月5日我随华北大学队伍进城，提前结束研究生学习，调任学习助理员，帮助新入学学员学习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论等课程。就在1949年底，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决定以华大为基础创办新中国第一所综合性社会科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我即被调到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当教员。从50年代至70年代我们国家虽然取得重大成就， 但是又屡受极左路线和个人崇拜、个人专断之害。1970年中央决定中国人民大学停办，教职工继续在江西五七学校劳动锻炼。1973年7月，原人大国际政治系教工全部分配到北大国际政治系。这样我又回到北大母校执教五年之久，直到1978年7月中国人民大学正式恢复之后我才又离开北大。如今回顾在北大这五年的教学生涯，真是悲喜交集，愧慰交加！
感到悲戚和羞愧的是我当时也受极左路线和个人崇拜、个人集权之害，在讲坛和文坛上散布过不少“左”的观点。那几年北大招收了几届工农兵学员，我们时常与工农兵学员一起下乡下厂开门办学。由于教师人数有限，所以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 成部分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学，门门课我都要讲，重点还是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当时中共党史课着重讲党内十次路线斗争，即同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张国焘、王明、 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的路线斗争。我也按照这种思路，在国际共运史课程中着重讲十次路线斗争。我们教研室还集体合编了国际共运十次路线斗争史教学大纲，罗列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先后同蒲鲁东主义、拉萨尔主义、巴枯宁主义、伯恩施坦主义、考茨基主义、普列汉诺夫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布哈林主义、赫鲁晓夫主义、勃列日涅夫主义的斗争。应当时《北京大学学报》之约，我们几个教师在自己讲稿的基础上还分别写成十篇文章在学报上分期发表。由于学报负责人对我执笔的文稿较为满意，所以其他人写的各篇都要我统一加以修改润色。那时发表文稿都用集体化名，不署个人姓名，又没有稿费， 所以别人都乐意让我受累负重。我虽然是不得不为之，今天看来 确实是加深加重了我的错误。为了紧跟形势，采取简单类比的形而上学方法，硬从一百多年来国际共运史中拼凑出十个机会主义头子，上纲上线进行批判，以配合中共党史课的学习，这样显然给学生灌输了种种错误思想观念。国际共运史上虽然有过多次路线方针上的分歧与斗争，实践证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并非一贯正确，斯大林更是犯有严重错误，而蒲鲁东、拉萨尔等人也不是一贯错误，把托洛茨基与布哈林定性为敌特更是国际共运史上的两大冤案，赫鲁晓夫与勃列日涅夫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沿袭了斯大林的错误路线和极权体制。在当时国内盛行极左路线和个人崇拜、个人集权的形势下，北大是“四人帮”直接掌控的重点单位，“梁效”大批判组甚嚣尘上。我在课堂上和文稿中拔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无疑起了火上添油的恶劣作用。至今思及，犹感痛心！
此外，这一段在北大执教期间，我也感到欢喜和欣慰，这时我已开始逐步觉醒，没有一味盲从、助纣为虐，而且还能对极左路线和个人崇拜有所抵制，进而进行批判。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所出现的种种乱批斗和打、砸、抢的现象，我已感觉到这一场运动十分异常。1969年中共九大在党章中明文规定林彪为毛泽东接班人，这更是国际共运史上从未有先例的异常现象。尤其是1971年9月13日发生毛泽东指定的、党代表大会认可的毛泽东接班人林彪乘机逃跑事件之后，我更明显感觉到这一场运动深处定有不可告人、外人难以弄清的诡谲之处。自己言行一定要谨慎小心，既不要盲目跟风、随风转舵，又不能独出心裁、 标新立异，更不想从中追逐个人的什么好处。我暗下决心：跟着 形势走，头脑要清醒。1973-1976年正是北大“梁效”大批判组红级一时之际，连续在批林（彪）批孔（子）、批儒家评法家、击退右倾翻案风、进行教育革命等浪潮中大显威风，大有不可一世之概。在我熟人中有的极力投靠或者靠近“梁效”班子，有的另立班子也极力炮制大量批判文章，到处讲用，鼓吹什么党内资产阶级是继自由资产阶级、垄断资产阶级之后，第三阶段、最后阶段的资产阶级，还要兴师动众“揪带五角星和肩章的军内资产阶级”。 当时极左路线的恶性发展使我对党和国家的命运忧心忡忡。我不能在课堂上发表与党的文件和党报党刊文章不同的观点，只能在讲解中巧妙地着重阐述某些思想。例如在讲解毛泽东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时，我强调如果仅仅在口头上承认要把敌我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而实际上却把人民内部矛盾都当作敌我矛盾看待，那将带来极大的危害。在讲解姚文元著《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时，我不同意他在文中用大量篇幅论述的所谓按劳分配“资产阶级权利”的存在“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经济基础”的观点，但是在课堂上我只能说按劳分配本身是属于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它不属于作为所 有制的经济基础，至于按劳分配原则贯彻得不恰当会造成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不良后果，那是另一回事了。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病逝，我从广播中听到噩耗时，深感折此擎天大柱，党和国家危难定会更加深重。尤其是对江青一伙不让人民群众隆重悼念周总理的种种措施十分不满。当时心中对毛主席那样器重江青也很有看法。1976年春夏之交，“四人帮”大搞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批判邓小平的“阶级斗争熄灭 论”。当时我在给学生讲哲学时开列了普列汉诺夫的名著《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我要求学生特别要细读此书第六章。我提示这一章讲到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时列举了这样一个历史事例：“法国皇帝路易十五异常宠爱贪求虚荣的彭帕杜尔美人，可是这个宠妃大力支持庸碌无能的苏俾兹将军，结果使法国军队在七 年战争中因处于劣势而打了败仗。平庸的将军与贪求虚荣的女人之所以会在历史上起这样的消极作用，是由于拥有最高权力的皇帝宠信其爱妃这种特定的社会条件。我当时对老朋友谈到采用这种精心设想的巧妙讲法和形象比喻，他们既十分赞赏，同时又担心有人会去举报我借古讽今，攻击领袖。事后得知，当时的工农兵学员都还充满对领袖的个人崇拜，他（她）们并没有从我的讲解中悟出微言大义。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我预感到我们党和国家一定会出大事，会有大变化。10月6日江青等人被拘留审查，第二天一早我就从人民日报社好友处得知这个准确信息，真是喜从天降，欢欣鼓舞！可是我从城内住处到达北大校内后，看到北大依然在“四人帮”控制下毫无动静。我在校园内遇到我的中学同学、东语系教师岑钿华，当即把这特大喜讯告诉她。1978年5月初北大隆重举办纪念“五四”科学讨论会，我在会上作了题为《巴黎公社的原则和“四人帮”的篡改》的报告。这是 我在“文革”结束后发表的第一篇个人署名的有分量的论文，各方面给予好评。此文随即应约刊于《群众论丛》，后收入高放文集之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别史》（中国书籍出版社2002年版）。北大开始清算“四人帮”的罪行后已经出现生机勃勃。然而7月间中央已经正式批准恢复中国人民大学，我只好再次依依惜别北大母校。（未完待续）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