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拉在哪里？

　　我很荣幸能够在这里出席“娜拉的姐妹：当代中国女性”研讨会。得知中国的易卜生读者比挪威还多，我感到莫大的荣幸，这也说明了易卜生是一个“当代”的作家和戏剧家，虽然他的作品诞生于100多年前。
　　易卜生的戏剧挑战了一个多世纪的传统。今天这个论坛的主题反映了我们仍然在为这些问题所困扰：男人与女人的关系，家庭与社会的关系。娜拉，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名字，她被赋予了更丰富的涵义，这要感谢易卜生和他的戏剧《玩偶之家》。
　　90多年前，伟大的中国作家鲁迅曾就娜拉问题在北京演讲，他表示对娜拉出走后的前景并不乐观。没有权利和经济保障，她前路黯淡。“对娜拉来讲，最残酷的问题是钱，”鲁迅说，“钱不能买来自由，但自由可以为钱而出卖。”
　　现在和当年一样，社会规范也许会给试图获得自由和雄心的人们造成一系列的障碍。易卜生尤其为女性照亮了一条道路———由此她们将从被婚姻和社会传统所严格规定的性别角色中解脱出来。女性的这种境遇至今在许多国家和文化形态中仍然普遍存在。
　　他提出了一些基础问题，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条件，以及男人和女人同样面临的进退两难的问题。在给国王的信件中，易卜生写到他最重要的任务是“唤醒人们，启发人们去思考这些大问题”。
　　直到今天，易卜生还像他在当年一样具有颠覆性并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联。他所写到的问题至今仍是全世界的“大问题”：个人的自由和安全，行政权力的滥用，以及家庭和社会中的人身、经济强权，腐败堕落和言论表达自由。
　　娜拉对一个不把她当人看的男人的反抗，对一个给予女性极少自由的社会的反抗，具有伟大的象征意义。125年来，娜拉在所有人面前做出的她是一个“人”的著名宣告，已成为全世界无数女性的灯塔。
　　那么，娜拉在哪里？
　　她勇敢地闯入了世界，她的坚韧引发了一场革命。她要求平等的权利，工作的权利，同等工资的权利，生育的权利，从性暴力中解放出来的权利，拥有和继承财产的权利，在决策席上拥有合适位置的权利。
　　娜拉的姐妹们成为了印度首相，挪威首相，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和智利的总统，还包括中国的副总理吴仪，挪威的第一位女财政大臣克莉丝汀·哈尔沃森。
　　1995年，来自世界各地的妇女聚集北京召开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草拟了一份关于妇女权益的议程，通过了一份行动计划，旨在通过全面公平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决策参与，消除阻挡妇女积极参与公共和个人生活各方面事务的一切障碍。
　　但是，在易卜生写作《玩偶之家》的一个多世纪后，在北京会议结束的12年后，娜拉的姐妹们仍然没有走得足够远。放眼世界，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妇女们仍然处于不利地位。世界上近三分之二的文盲是妇女，女孩们获得教育比男孩要难得多。妇女和儿童正越来越多地成为战争和冲突的受害者，她们还是家庭暴力和人口贩卖的受害者。
　　可以说财政部长们是最需要读《玩偶之家》的。因为娜拉不仅是对妇女权益的鼓吹者，她更宣扬妇女对她们所处的社会做出的贡献。正如娜拉自己所说，“在众人面前我是一个理性的人，和你一样。”
　　一个社会无法达到其最大潜力，除非每个社会成员都是自由平等的。
　　让我来与你们分享一些挪威的经验。
　　20世纪70年代，挪威在欧洲是妇女劳动力比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今天，挪威的这一比率就算不是最高的，至少是最高的国家之一。如果这一比率降低，比如降至德国的水平，我们将失去十分之一的劳动力，我们的经济水平也会相应降低。
　　妇女就业率的提高并不会自行到来，其发生并不是偶然的，这是一系列旨在帮助妇女获得权益、给予她们平等机遇的政策带来的成果，是大幅增加产假和福利措施的成果，现在我们还在大力增加幼儿园和日常看护中心。这些政策给了妇女们选择的自由，他们可以选择同时拥有事业和家庭。
　　因此我做出如下断言：一个国家妇女拥有权利，幼儿园建设良好，妇女教育机会增加则这个国家将在竞争中处于优势。那些给予妇女最大平等机遇的国家是最有竞争力并且经济发展最好的国家。
　　这就是我们的经验，我们有确实的数据支持这些结论。
　　我们和你们中的许多人一起致力于改善妇女儿童的境遇，因为公民健康、受过良好教育是每个国家最重要的资产。无论在挪威还是中国，妇女走上工作岗位后必须有相应条件保护她们免受苛刻、不尽情理的工作压力。劳动法，健康、环境和安全保障条例必须施行，以满足妇女的特殊需求。
　　今天我们有责任试图去寻找适合我们时代的答案，一个满足我们这代人以及下代人渴望和需求的答案。为此，我们需要给不同意见和声音以公开辩论的空间，这些声音可能包含让我们感到不舒服的真理。但正如易卜生所熟知的，没有真理，世界将一成不变，真正的自由也不存在。
　　最后，我想谈谈娜拉能走多远。
　　《玩偶之家》中有一个重要的短语：“奇迹中的奇迹。”这是什么意思？娜拉给我们一个答案，那就是她的丈夫珍惜并尊重她、值得她爱和牺牲。对我来说，奇迹中的奇迹是社会拥有真正的民主、发展能够满足需求、社会关系公平，是社会能够让所有人（包括那些需要集体帮助的人们）拥有同等机会去发挥他们的潜能，是社会基于尊重、宽容、多样性，是社会没有性别、社会背景、宗教信仰、肤色、残障及性取向歧视。
　　这个奇迹中的奇迹是可能诞生的。最关键的第一步是让娜拉的姐妹们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居于合适的领导位置。我希望这个论坛将会使你们获得易卜生天才的启发，就像鲁迅及其同时代人在一个世纪前获得的那样。
　　（本文节选自3月27日挪威首相在北大演讲的英文讲稿）（李响译）
　　易卜生与百年中国
　　2006年，适逢挪威剧作家亨里克·易卜生(1828-1906)逝世100周年。在中国，易卜生的名字已经被传诵了百年。没有哪一个外国剧作家能够像易卜生一样，得到中国现代思想界、艺术界的高度重视，并参与到中华民族现代意识的建构之中，形成广泛的社会效应；也没有哪一个外国剧作家能够像易卜生一样，对中国现代剧作家产生如此重要的思想启迪和艺术示范作用，使他们在心灵深处把他引为精神知己。无论是欧阳予倩、田汉，还是洪深、曹禺，他们都曾宣称：要做中国的易卜生。
　　今年是中国话剧百年。在中国话剧诞生的1907年，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第一次简要评价了易卜生：“愤世俗之昏迷，悲真理之匿耀”，“死守真理，以拒庸愚”。
　　早在“五四运动”的准备阶段，易卜生作为当
时“欧洲第一大文豪”就被介绍到中国来。胡适将其主编的《新青年》4卷6号（1918年6月15日出版）辟为“易卜生号”，上面不仅发表了胡适的著名文章《易卜生主义》和袁振英的《易卜生传》，还发表了易卜生戏剧的中译本，其中包括罗家伦、胡适合译的《娜拉》（《玩偶之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实行了一系列改善妇女社会地位的举措，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妇女们开始走出家庭，参与社会工作。可以说19世纪的娜拉关于独立自主的人生梦想，已经在20世纪中叶展现在中国的土地上。1956年，适逢易卜生逝世50周年，这年5月，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院长、导演吴雪应邀赴挪威参加“易卜生纪念周”，回国之后，即指导本院的演员排演《玩偶之家》。
　　“文革”时期，中国的话剧事业饱受摧残，直到1980年之后，易卜生的戏剧才又重新回到中国舞台。2006年，为纪念易卜生逝世100周年，八九月间又在北京上演了中国、美国、挪威三国剧团演出的《建筑大师》、《群鬼探戈》等6部易卜生创作的戏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