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20世纪 世纪80 80年代 年代， ， 北大校刊部分师生合影 北大校刊部分师生合影 （ （照片由赵学文提供 照片由赵学文提供） ）
自1917年创刊，到2017年，《北京大学校报》已经走过了百年历程。世纪风雨，载沉载浮，一百年来，《北京大学校报》始终秉承“办报育人”的优良传统，紧扣时代脉搏，与北大师生同行。近日，记者采访了《北京大学校报》前任主编赵学文，请他谈谈百年校报在北大校史上发挥的作用，讲讲校报发展历程中难忘的故事。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化学系出身的赵学文曾两度到《北京大学校刊》（《北京大学校报》的前身）编辑部工作，1981年至1992年任校刊主编。丰富的工作经历给他留下了太多关于校刊的珍贵回忆，此刻，就让我们跟随他的讲述，回到40年前的北大。
“两次献礼”与“两份绝笔”
说起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北京大学校刊》，赵学文印象最深的是“两次献礼”与“两份绝笔”。
1978年，北京大学迎来80周年校庆，校刊编辑部筹划出版一期专刊作为校庆献礼。“那时候校刊主编是沈昆鹏，编辑部里也都是学术大家，有孙玉石、汤世英、郭景海等，我来校刊工作其实就是向他们学习的。”赵学文回忆说，“当时我和张文定是年轻编辑，也想着能在校庆80周年之际为学校做点什么。”年轻人敢想敢为，赵学文和张文定共同策划了一封写给北大老校友茅盾先生的信，希望他能为北大校庆作一篇文章刊登在校刊上。谁也没想到，茅盾先生很快就回信了，并寄来墨宝《也作纪念》。《北京大学校刊》将这篇文章刊登后，相继被《北京大学学报》和《光明日报》转载。许多年过去了，有人辑录茅盾先生的作品，找到《光明日报》社，询问这篇《也作纪念》的出处，才知道它第一次发表是在北大校刊。北大校刊为后人留住了茅盾先生对北大的记忆，而这篇文章也是茅盾先生生前最后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堪称绝笔。
1988年，北京大学迎来90周年校庆。当时正值改革开放之初，社会上思潮迭起，北大师生一直渴望振士气、正思潮。因此，作为校庆献礼，校刊编辑部计划推出一部文集，邀请北大各界校友，从不同的角度，结合自己的经历，探讨一个共同的主题——“北大为什么称之为北大，她的精神内涵到底是什么”。在校长办公会议上，校刊的这个想法一经提出，立即得到时任校长丁石孙的大力支持。编辑部的约稿信发出后，校友们的来稿一下子从四面八方涌向母校。除了通过信件联系，校刊编辑部还特地登门约稿。1987年冬，43岁的校刊主编赵学文带着一帮编辑部的年轻人去冰心老人家中约稿。“那天阳光特别好，冰心老人坐在写字台前，怀里抱着一只大猫。”赵学文至今记忆犹新，“她看到年轻人特别高兴，我们在她眼里就像孩子一样。”原定的短时间采访，变成了一次愉快的记忆旅行，冰心老人打开了话匣子，讲了很多有意思的故事，从未名湖南路的小石桥被唤作“爱情桥”的缘由，到冰心夫妇托蒋梦麟找胡适题写“临湖轩”木匾为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官邸命名，这些故事都被收录进校刊编辑部策划的校友文集中。
1988年，这部校友文集以《精神的魅力》为书名正式出版。此书共分为三辑，按作者年龄排序，记录了66位校友对北大的深厚感情，从德高望重的梁漱溟先生，到英语系才女田晓菲，文章篇篇精彩。《精神的魅力》出版后，在校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朱德熙副校长看过这本书后，激动得翌日清早给丁石孙校长打电话说：“校刊出的这本书非常好，我是连夜一口气读完的。”书中第一篇文章——《值得感念的岁月》尤其珍贵，它是当时95岁高龄的梁漱溟先生口述、由先生的儿子代笔完成的。这也是梁漱溟先生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他的绝笔之作。
联系师生，办报育人
一直以来，校刊编辑部都是北大校园里的模范集体，同事们相亲相爱、求同存异，建立了如兄弟姐妹般的情谊。“当年学校的人事处长曾这样评价校刊编辑部：像这样年龄结构合理、知识结构优异、富于开拓精神的队伍，在学校机关里很难找到第二个。”赵学文告诉记者。
在赵学文任主编的十年间，北大校刊见证了许多年轻人的成长。赵维平原本是北大车队的一名司机，他酷爱写作、肯钻研，还专门到北大职工学校接受成人教育。当时赵学文给职工学校的学员们批改作文，赵维平漂亮的文章让他印象非常深刻。赵维平热爱编辑工作，希望能到校刊编辑部工作。赵学文积极与相关方面协调，使赵维平如愿以偿，在自己喜爱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但文章越写越好，还为学生记者团的建设和网络版校报的推出做出了巨大贡献。赵为民爱好古典诗词研究，是校刊编辑部里有名的才子，北大方正集团命名中的“方正”二字便缘于他的奇思妙想。编务林阳酷爱文史，也经赵学文慧眼识珠来到校刊工作，至今仍兢兢业业、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除了工作人员，校刊编辑部还吸收了大量学生记者和学生编辑，使校刊在传统的宣传功能之外，更凸显了育人的功能。当年校刊的小记者、小编辑们在编辑部开阔眼界，全面成长，如今大多成长为社会各界的栋梁之才。李书磊是其中突出的代表，现已肩负中纪委副书记的重任。他14岁从河南农村考上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在校刊实习的经历使他的大学生活充实而值得回味。在2003年出版的第1000期《北京大学校报》上，他发表了一篇纪念文章——《那时的种种稚语》，文中提到他在北大校刊“百花园”文艺副刊上写过一篇《河边的小村庄》，这题目被赵学文老师用“一手漂亮的行书题写得清秀自然”。从此，李书磊对校刊的热情一发不可收拾，读研究生时，他还以学生编辑的身份主编了校报的文艺副刊，并以此为他在北大读书期间获得的最大光荣。
以联系师生为己任，以办报育人为追求，数十年来，北大校刊在校园里以“半官半民”的独特定位将北大的传统和精神发扬光大。办报之余，校刊还积极筹划、参与学校整体的宣传事业，1988年，校刊主编赵学文与总务长张启运、电教中心主任高利明共同策划了北大闭路电视台的创立。总务处提供物质保障，电教中心提供技术支持，校刊则为电视台提供文字稿件，高利明任电视台台长，赵学文任总编辑。
传承校报精神，迎接时代挑战
百年校报凝聚了几代校刊人默默奉献的心血，凝聚了几代校刊人对北大挥之不去的情结。赵学文用“敬业”“创新”“果断”“和谐”“博学”“坚韧”六个关键词来概括“校刊人”的精神品格。校刊人“敬业”，尽管校报只是一份小报，但大家都把它当作大事业来干；校刊人“创新”，他们思想活跃、不古板，不断用自己的智慧充实着校报的内涵；校刊人“果断”，他们说干就干、不寡断，处处敢为人先；校刊人“和谐”，同甘共苦、相濡以沫的经历使大家就算20年不曾相见，坐下来依然无话不谈；校刊人“博学”，每个编辑都是“杂家”，而且“杂”得有水平；校刊人“坚韧”，无论办报过程中遇到怎样的麻烦，大家都能团结一心，共渡难关。
从日刊到周刊、旬刊，北大校报始终没有停下与时俱进的脚步；从铅印到胶印，从人工照排到激光照排，从小报到大报，从黑白到彩印，从纸媒到电子版，北大校报始终走在媒体宣传的前沿。“敢为天下先”不仅是北大举起的一面旗帜，也是北大校报的创办理念。
今天，校园之内，传统纸媒面临着新兴媒体的种种冲击和挑战，对此，赵学文说：“这种局面40年前就已出现，当今更甚。校报的出版周期长，新闻的实效性可能不如新媒体，追新可能追不上，但我们可以对事件和人物进行深度挖掘，以‘深’代‘新’，用文字的深刻引起人们的思考和共鸣，使大家读起来就像品一杯茶，坐下慢慢回味。随着时间的推移，报纸记录的价值会越来越大，会给后人留下一份珍贵的史鉴，它的作用终究是不可替代的。”
“继承精神，不断创新，始终保持思维活跃，绝对不能墨守成规。把握好校报的定位，我们依旧大有可为。”赵学文对北大校报充满信心。校报不仅是一种新闻载体，它的功能和影响力绝不止于此，它是联系师生最好的媒介，它传达现实内容又反映时代呼声，它的存在，有态度，有温度，引你思考，与你同行。
进入新百年，世界日新月异，而北大校报精神不变。
附：1917-2017北京大学校报大事记
1917年，为顺应新文化运动潮流，在蔡元培校长倡导下，《北京大学日刊》创办，开启了北大校报的历史。该刊最初为公报性质，主要发布学校法令、通知，一周六期。
1918年，由徐宝璜、孙国璋、沈尹默、胡适、陈独秀等组成的《北京大学日刊》编辑部创建，《日刊》由记事公报向学术研讨拓展，发表新著述，传播新思想。
1932年，《北京大学日刊》改为《北京大学周刊》，一周一期，每周六发行。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北京大学周刊》停刊。
1938年，北大、清华和南开组建西南联大，《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刊》创刊。
1946年，北大在北平复员。1947年，《国立北京大学周刊》复刊，每周日出版。后更名为《北大周刊》。
1948年，北平解放后，《北大周刊》取代《国立北京大学周刊》。
1949年，《北大周刊》停止使用民国纪年，改用公元纪年。
1951年，更名为《北大校刊》，两周一期。
1951年，《北大校刊》停刊。
1953年，《北大校刊》复刊，改称《北京大学校刊》，以毛泽东题写的“北京大学”四字为刊头。
1955年，《北京大学校刊》文字由竖排版改为横排版。
1966年，“文革”开始，《北京大学校刊》停刊。
1966年，临时出版《北大新校刊》。
1966年，以毛泽东题写的“新北大”为刊名，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编辑发行校刊《新北大》。
1978年，《新北大》停刊。
1978年，《北京大学校刊》复刊，刊头恢复毛泽东题写的“北京大学”四字。
1998年，《北京大学校刊》在互联网上推出电子版。
2000年，根据新闻出版总署要求，《北京大学校刊》更名为《北京大学校报》。
2001年，《北京大学校报》由四开四版改为对开四版。
2005年，《北京大学校报》由黑白印刷改为彩色印刷。
2016年，《北京大学校报》推出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