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林志 宋林志 （ （右一 右一） ） 为在深山中被遗弃的孤寡老人送去生活物资
为在深山中被遗弃的孤寡老人送去生活物资
本文作者宋林志，法学院2012级硕士研究生。2015年毕业后在贵州遵义绥阳县黄杨镇挂职副镇长。主要联系分管教育、集体经济、政法维稳、扶贫等工作，在当地山区贫困群众中有很好的口碑。挂职期间，宋林志用日记的形式记录了他对农村社会、基层治理的思考，并取名《下乡记》，本文为其中一篇。
第一次到阮庆家是因为核对低保的事宜，也因此认识了这位穿着时髦，打着耳钉的小伙子。他出生于1992年，24岁，曾因抢劫罪入狱，3年前刑满释放，后来一直在东莞打工，去年因为经济不景气，工厂出现倒闭，于是只能回家，我见到他时，他已经在家待了4个多月。
阮庆家地处茶树村最为边远的聚落之一——长江组，路况极差，从村委会过去，有一段路只能骑摩托车，全程大约需要1个多小时（步行的话估计得3-4个小时）。第一次去时还是腊月间，天空飘着飞雪与寒风，道路泞泥不堪，曲折的小路被乱石和沼泽所掩埋。这个家庭有3口人，阮庆的父亲62岁，一只手是残疾，双腿也不利索（跛脚，基本失去了劳动能力），他的母亲 50多岁，承担了这个家庭的主要劳作。
环顾他们的房子，只能用家徒四壁来形容，简易的木板房已经残破不堪，东面的墙板有许多缝隙，几处缝隙的深度至少十几厘米。所谓的堂屋里面有两个大的锅灶，一边用沸水烧着给猪吃的猪草、玉米糊，一边烧着开水准备煮饭。烟熏的木板房已经黢黑黢黑，房间的角落里也是杂乱地摆满了柴禾堆，布满了蚊虫与蛛网。这个房子一看就是几十年前的老房子，除了堂屋就两间大概12平方米的卧室，被子也是皱巴巴的，脏是脏了一点，倒不很单薄。各式各样的衣物都堆在床头床尾，本来就极其拥挤的卧室还放了很多背篼等物品，显得异常狭窄。但阮庆的着装很时髦，用的是华为 P8智能手机。仔细交流，就能听出这一特殊阶层的年轻人彷徨而又自大的心态，他不断地展示自己在外面的辉煌，以突出自己的过人之能耐，但环顾四周看到的现实却成为鲜明的反衬。
当核实完低保实际状况后，鉴于他家的房子实在有些破败，已经有点危房的倾向，我对他说：“国家现在有对危房改造的政策，你父亲身体状况目前非常糟糕，你有没有想要承担起这个责任，把家里的房子好好改造一下，我在政府这边给你争取政策。”他一听，首先问的就是：“这个政策能给我多少钱 ？”我告诉他，这个需要先把村民纳入危房改造计划户，然后村民自己根据计划将房子进行加固或者翻修，通过验收合格后，国家会把钱汇入村民的账户。最高的政策扶持可以超过一万五千元（可以基本覆盖建筑材料的费用）。同行的茶树村书记也说会力争最高的政策给他。
但阮庆犹豫了一下说：“如果先把这个钱拿给我的话，我可能会简单地做一下。但是如果不先拿钱的话，我就懒得做了。”他的父亲露出了失望的眼神。于是我问他：“你难道忍心自己的父母忍受寒风冻雨吗？你现在年轻，搞得起，也有力气，买一车砖头，弄吨把水泥和砂，等天气暖和起来了，叫几个人把东墙用砖头加固一下，把房子正面再好好地整一整、刷一刷，房子就暖和起来了。如果买砖头、水泥没钱的话，我可以给你做担保，先从镇上商家那里把材料支过来，等钱到账了你再还给他。”但是他却说，过完年，他就要去广东打工，没时间做这个事。我的这个提议也只得作罢。谈及对于未来的规划，他又说不出个所以然，只是先在外面飘着，耍着，继续享受着目前的生活。至于对生活的改观，对家庭责任的承担，他也无动于衷。
无疑，像阮庆这样的年轻人，在整个农村乃及城市而言，比例可能不是那么高，但基数无疑是很庞大的。他们崇拜金钱与权势，认为对这两样东西的拥有才能够实现人生的价值，他们可以对家庭与生命毫无担当，且并不会因此承担舆论上的非难以及长者或者政府的鞭责。他们可以将生活意义全部寄托在自己的身上，至于家庭责任的承担、生活命运的改变、或者超越肉体享乐主义的追求则往往不值一提。
我首先想到的是传统宗族社会舆论的“哑火”使道德理念已经难以对年轻人形成良知上的制约。而基层组织的力量极其涣散，国家的触角从行政层面往往只能涉及到乡镇一层，具有一定政治特征的村委会、村支委平日疲于应付上级的各项行政工作——诸如人口管理（统计、计生）、信访工作、 安全生产等等，几乎失去了在传统社会中的那种具有神圣性并被族群中人所崇拜（祠堂）的特性。更为严重的是，随着人口流动的加剧，原子化的个体已经明显在逐步脱离族群的触角，甚至也脱离了政治的管控，乡村青年已经不再被传统文化或者理性所约束，因而滋生着愈发严重的个体享乐主义，利他主义却几乎被世俗的价值所抛弃。尤其在当今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村落里能够具有克里斯马气质的长者也几乎完全消失，德性已经俨然不是最为重要的东西——甚至被认为是可嘲笑的谈资。只有掌握了金钱与权势，才更能得到年轻人的崇拜，而这两点，往往是沾染罪性最为严重的，也是最能腐化人性的。
正是在这种状况之下，我所遇见的这位叫阮庆的年轻人才可以完全不用顾及其父亲的感受，并大可忽略其近亲属对于其在道德情操方面的制约，脱离了费孝通先生在“差序格局”中的几个设定。我与茶树村书记分别作为镇级政府的副镇长、村委总支书记，在域内普通群众中还是具有一定威信的。但在这样的年轻人面前，也失去了传统社会中所享有的威信。从公民权利的角度来说，这或许是好事，毕竟，公权力对于普通民众的束缚已经大大降低，公民权利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提高。但是，换一个角度来说，当一个人既无道德上的约束，又无法律上的限制之时，他将所造成的社会潜在问题是极其恶劣的。从本质上来说，这是由于传统社会伦理的崩溃而新的伦理、法治思想不健全所导致的。
对于这样的个案，解决起来其实并不困难（联系好对口帮扶部门，募集一点资金，并纳进危房改造计划户，请专人就能解决）。但在当今社会背景之下，对于乡村中广为存在的这种情况，如何彻底解决、构造一个良性社会才是一个需要深思的问题。我认为，或是从小即加强基础教育中的品性教育问题，或是改善民众的信仰问题。除此之外，关于基层村委会的职能这一块（如乡贤治村），也颇有必要继续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