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载春秋沉潜尽，煌煌巨著今始成

孙玉文，1962年5月生，湖北黄冈人。1997年获北京大学汉语史专业博士学位，2000年晋升为教授，2003年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音韵学会理事，中国训诂学会理事。2003年至2007年担任湖北省楚天学者。曾获湖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主要研究方向为汉语音义关系和上古音。
10月29日，“第二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颁奖仪式落下帷幕。其中，北京大学教授孙玉文所著《汉语变调构词考辨》获得国学成果奖。这部凝结着作者近三十年研究心血的著作，引证详实，考据精审，胪陈一千多组实例，一一加以音义源流考辨，初步建立了古代汉语变调构词理论，开辟了古代汉语音义关系研究的新领域。12月3日，记者采访了孙玉文。
突破桎梏，寻求蜕变
变调构词是音变构词的一种，它是通过音节中声调的变化构造意义有联系的新词。孙玉文关于汉语变调构词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他于1979年考入湖北大学中文系，1983年留校任教，1986年在职考取湖北大学研究生，师从唐作藩、郭锡良、祝敏徹、刘宋川四位先生，并经由他们指导，完成了毕业论文《广韵异读字研究》。1991年至1994年，他连续发表了《晋以前四声别义补例》《略论清儒关于上古汉语四声别义的研究》《上古汉语四声别义例证》等多篇文章。但在这一时期，他的研究集中于同一个汉字的变调构词，也就是传统“两声各义”或“四声别义”现象。20世纪90年代，他开始将写成同一汉字和写成不同汉字的变调构词的配对词综合起来加以考虑，典型地反映在他早期的代表著作《汉语变调构词研究》中。这是他1997年写就的博士论文，由郭锡良先生指导，该论文1999年被评为首届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2000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此后，他继续沿着这个思路沉潜研究，最终完成专著《汉语变调构词考辨》。
促成这种转变的主要原因有三个。其一，他发现前人，诸如高本汉和王力，已经注意到这种现象。其二，也是最主要的，就是：无论是写成同一汉字，还是写成不同汉字，这种滋生新词现象折射出的语言实质是一样的。其三，他必须对两个问题做出回应：四声别义到底是构词还是构形？声调改变究竟是中古以后产生的还是上古就已经存在的，它究竟是不是经师人为编造的结果？在他之前，主流观点认为四声别义有两种音变模式，一是区别词义，一是区别词性。但这种说法不能经受事实的检验。如按照一般看法，“陈（阵）”分别有平、去两声，表示动词“陈列”和名词“战阵”。但在《左传》“癸酉, 师陈于鞌”下，《经典释文》却给“陈”注去声，这是动词“陈”注去声，跟主流看法不一致；大量的事实表明变调并不与词性一一对应，一般教科书所举区别词性的例子大多不准确。事实上，并没有任何一个例证能确切地证明四声别义只改变词性不改变词义。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变调构词是以“义变”为基础的一种构词现象。关于声调改变是否为经师人为这一问题，他从大量实例和理论上证明上古汉语就有变调构词，进而认为，古今语音之间有严整而系统的对应关系，除非有坚强的理由，否则都应该承认古人传下来的字音都有口语的基础。《考辩》一书对上下文中滋生词注成原始词读音的现象做了说明，驳斥了“变调构词为经师人为”这一流行的结论，论证此说不具有逻辑上的合理性。
攻坚克难，考镜源流
谈到研究中最困难的地方，孙玉文坦言首先是观念的转变：“我最初的想法，是认为四声别义是一种构形法，后来发现，构形这条路行不通，大量的材料证明四声别义实际上是一种为了区别意义而创造新词的方法。”在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如何对材料进行搜集和处理又变成了研究的难点。
《汉语变调构词考辨》试图清理先秦至清代所有的变调构词的配对词的音义源流，因此材料来源多样，除了传统的韵书、字典、汉唐以降的音注材料、古书的用例外，还包括先秦以来的韵文、声训、古今字和假借字、近体诗和唐宋以后词中的平仄、前人笔记、现代方言、民族语言和汉语的关系词等。他先根据《广韵》《集韵》等书中仅声调有别的异读字确定其是否区别字义；区别字义的异读字中各读之间是否反映出其词义的引申关系，确定收词的范围，然后一一考辨。面对纷繁的材料，他的选择标准主要有三点：“一是跟字书中的音义配合关系相互印证的古书用例，二是跟口语相关的材料，三是具体变调构词配对词中音义配合关系源流的材料。这些里面，第一方面的材料是重中之重。”有时候，有明确注音的材料并不能很好地归纳出配对词之间的音义配合关系，他便想出了一系列扩大材料范围的方法，其中一种就是注意古人注音的体例。中古人注音，往往不注常见音，如“扫”字有上去二读，上声是常见音，很少见于中古音义材料。为了解决二读之间的词义区别，他把《经典释文》注音的十四部先秦古书中那些不注明的上声“扫”字全部整理归纳，最终发现“扫”在读上声时，泛指扫除，清除；而读去声，特指用扫帚扫地。
在对材料进行基本的搜集整理之后，就可以开始进行分析了。这时候，新的问题浮现出来：材料大多混沌一片，如何厘清它们的脉络呢？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站在“义变”的关键点上，牢牢把握音变现象是构词法而非构形法。其次，通过个案分析，掌握其条例。例如，“长”读去声有两个意思，“长度”和“多余的”。但这两个意思之间很难找出引申关系。只有将二者都看成由“长”的本义“两端之间距离大”发展而来才是合理的。因为这个读平声的“长”引申出“长度”义的“长”，跟“广、深、高”分别从形容词发展出“宽度、深度、高度”的意思正相平行；由这个读平声的“长”引申出“多余的”的“长”，跟“短”引申出“不足，短缺”的意思也恰好相平行。这就说明了一个原始词，或原始词词义构词后滋生出来的一个新词，都可以滋生出多个滋生词。
“总的来说，遇到困难的时候千万不能放松或放弃，这种现象正说明里头大有文章可作。同时要看到：各配对词的音义结合不是孤立的，研究者应该将变调构词各配对词放到整个音变构词的格局中去考察，联系相关的已知知识分析出条例，加以解决。”孙玉文这样总结道。
革除流弊，敢为人先
《汉语变调构词考辨》是第一部系统研究整个古代的汉语变调构词现象的著作，在很多方面具有突破性的贡献，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通过考据，归纳一千多组配对词的音义配合关系及其源流演变。
以前研究汉语四声别义有一些单篇文章，但大多受《群经音辨》的影响，对具有四声别义的字，往往一个读音下面只列一个字义。这容易导致结论失真，因为四声别义的字，大多有两个以上的字义，《群经音辨》一音一义的做法不能反映这种多音多义现象，后起学者们据此书总结汉语的一些共时和历时规律，结论难免有隔。既往的汉语语文工具书在编纂时常常在一个字头下列有这个汉字的多个读音，并在各个读音下分条释义。由于没有经过详尽、审慎的多方考证，因此这些工具书或是在音义配合方面出现疏漏，或是在不同字间的源流关系和词义方面有所混淆。本书的出版，恰好可以弥补既往的辞书在此方面的不足。
拿“披甲”一语来说，《汉语大词典》将“披甲”解释为“穿上铠甲”，并举《汉书·陈汤传》“望见单于立五采幡织，数百人披甲乘城”和《北史·张定和传》“定和不披甲，挺身登山，中流矢而毙”来证明“披甲”有“穿上铠甲”的意思；它还举了清袁枚《新齐谐·雷诛营卒》、近代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致满清政府电》“披甲”的例子。可是经考证，《汉书》《北史》对于“披甲”和“被甲”的区别非常严格，前者是“披上铠甲”的意思，后者是“穿上铠甲”的意思。《汉书》《北史》在这里故意不用“被甲”，而用“披甲”，正是取的“披上铠甲”的意思，《汉书·陈汤传》的“披甲”意在描写匈奴采取“披甲”的方式挑逗汉军，《北史·张定和传》的“披甲”则表现张定和的轻敌。这两个例子正好证明“披甲”不能解释成“穿上铠甲”。不明白隋唐以前“被甲”和“披甲”的分别，既容易读错古书，又容易将古书行文的妙处忽略过去。到了宋元以后，由于有人将古书中的“被甲”误解为“披甲”，于是“披甲”被赋予了“穿上铠甲”的意思，造成混用，《汉语大词典》所举清袁枚《新齐谐·雷诛营卒》、近代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致满清政府电》的“披甲”才是“穿上铠甲”讲的例证。因此，历史上“披甲”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披上铠甲，一个是穿上铠甲，这两个意思不能混同起来。孙玉文说，这是他最近发现的情况，估计这种失误在汉语大型语文工具书中还相当多。仅就读古书和编修工具书来说，音义关系的研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在采访的最后，孙玉文表达了对获奖的感激，同时表示自己将会在此领域不断探索：“这次获奖，是对我研究的一种社会或者说学术肯定，我很感谢他们。但是，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要继续研究。变调构词属于汉语音义关系的一种重要的反映形式，但弄清楚历史上汉语的音义关系不是一个容易的课题，甚至需要穷尽几代人甚至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有较为满意的结论。能为这项研究做出一点事情，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
（校报记者 王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