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维明先生 杜维明先生 （ （左 左） ） 与本报记者施林彤 与本报记者施林彤
杜维明，中国当代著名学者，现代新儒家学派代表人物，当代研究和传播儒家文化的重要思想家。现任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美国人文与社会科学院院士，国际哲学院副主席、院士，世界哲学大会常务委员，哈佛大学亚洲中心资深研究员。
在第二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上，杜维明先生的《二十一世纪的儒学》专著荣获国学成果奖。校报记者见到他时，他刚从韩国讲学归来不久。76岁的杜维明无疑是繁忙的。采访的第二天，他便在北大主持主题为“儒家思想在启蒙时代的译介与接受”的国际学术工作坊；12月8日又在英杰交流中心对话台湾经济学家孙震，探讨“企业伦理与儒家传统”；他还在协助推动世界哲学大会2018年首次在中国召开……将近耄耋之年的他仍在不停、不懈地与时间赛跑，期望将儒学推向更高、更广的平台。
“为公”的儒学
许多人常常将儒学看作为现实政治服务的思想，但在杜维明看来，这是对儒学的曲解。实际上，儒学入世的特点与其诞生的历史背景有着密切联系。春秋战国时期，面对礼崩乐坏、社会解体的社会现实，孔子迫切希望百姓的生存环境能得到改善，而孔子认为，改造社会的切入点便是“人”。
儒学很少讨论“人是怎么来的”，而更关注人是什么、人该是什么。在杜维明看来，儒学中的“人”以“仁”为核心，与天、地、社会相连，与宇宙大化同步发展。人不是孤立绝缘的个体，而是关系网络的中心点。人的存在更有超越的一面。人活在世上需要承担“天命”，完成天赋予的协和万邦、协调天人关系的职责。可以说，人不仅是宇宙的观察者、欣赏者，还是天地万物转化的积极参与者。“维天之命，於穆不已”，在儒家看来，宇宙的大化与人的自我发展成全是同步的。
知道人是什么，还需要知道人应该怎么样。子曰：“古之学者为己。”在儒学看来，人是需要学习做人的。荀子曰：“学以成人。”《大学》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本”便意味着修身是个无止境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为己”之学本质上是从“私”到“公”的学问，即个人是为了体现公共的价值而不断努力。人在建立人格、培养道德自觉的过程中，应该会进一步改变自己亲近的人，从而改变国家与社会。
在孔子看来，改造社会首先需要“正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同的角色与岗位承担着不同的责任。孔子认为，在当时的社会，“力量越大，责任越大”，一个有权有势的人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而只有首先提高领导者的自觉，才能真正改变社会。“无恒产而有恒心”的士君子是有责任的。这也是儒学有在政治上发挥作用的强烈要求的原因。
但要想担起对社会的责任，只有靠人的不断自我发展。这一方面需要人的自觉：自觉作为人的价值、尊严、目的，需要人突破包括自我中心、家族中心和人类中心等限制，还需要人突破命运的限制。在杜维明看来，儒家接受命，但不接受命定论。儒学倡导通过学习，把人的自然属性转化为自我实现的资源，从而发展自我。孟子曾有“大体”与“小体”之说，“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为了追求能够包含天地万物的“大体”，实现“上下与天地合流”，我们需要转化与生俱来的食色欲望，向“大我”迈进，荀子的“化性起伪”也有这层意思。实现自我发展是从“私”（小我）扩充为“公”（大我）。
开放的儒者
杜维明在台湾长大，1962年赴美国深造，在美国学习、工作、生活了将近50年，直到2010年才回到中国大陆。他关注世界文明对话，与佛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道教教徒及原著民多有接触与来往。这种多元的背景让杜维明拥有了极为开放的心态及广阔的全球视野。在交谈中，他时时不忘站在全球的角度上分析儒学，回顾儒学的来路，展望儒学发展的远景。
杜维明十分开放与包容，强调儒学发展需要批判与反思的能力，肯定儒学不断发展的生命力，并倡导尊重宗教。当谈及宗教对他的影响时，杜维明自认为是基督教神学、佛学、犹太教、伊斯兰等宗教的受惠者。在杜维明看来，宗教信徒走过的路是他不曾走过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道路没有永恒的价值。他欣赏信仰者不同的人生境界与不同宗教中的闪光点。杜维明认为，儒学想要发展，就应保持对宗教的尊重，吸收不同宗教的长处，辅以自我反思，以弥补自身的不足。儒学不是宗教，这就意味着儒学文化能与不同宗教融合。在杜维明的远景中，世界将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具有和儒家人文精神相契合式的基督徒、佛教徒、印度教徒，儒家文化能够成为世界公民表达自我的语言之一。
在他看来，儒家文化不仅是中国文化的自我表述，它一方面加强了中国人的凝聚力与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但另一方面儒家思想也有东亚性乃至世界性。儒家文化固然有特别强的地域、族群的根源意识，而儒家内部发展出的不同取向也使儒学的向外传播有巨大的潜力。杜维明认为，儒学要想走向世界，就需要展现它本身具有的而且能够被不同族群、社会、地域接受的普世价值。这种普世价值能够成为世界公民的语言，表达世界公民们对正义、平等、自由、关爱地球等信念的向往与持守。而儒学无疑有着满足这些要求的条件与潜力。
为了美好的远景，现在的儒学仍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人类的现在与未来的联结点在哪里？当我们自己走出来的路与未来的世界产生矛盾时该怎么办？而中国人走出的自己的路，是否是一条被大家认可了的、真正为了人类的和平与发展、繁荣与存活做出了贡献的路？这些问题，需要一代又一代的学者不断探索、批判与反思。
儒学在21世纪
170年来，西学逐渐席卷中国，即便是儒学这样曾经辉煌的主流思想也未能幸免。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潮流互相碰撞激荡，尤其在信息爆炸、渐趋多元的21世纪，儒学的发展似乎举步维艰：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公众号使每个人都拥有了发表、传播自己观点的平台；公知、大V、媒体无时无刻不在向他们的观众、“粉丝”传输自己的价值观。作为众多思想中的一者，沉稳、睿智的儒学在年轻人眼中略显古老，越来越少的年轻人愿意沉下心来学习、研究、发展儒学。杜维明并不回避儒学研究不是一条一帆风顺的道路，他也曾经有过疑惑，一些疑惑到现在还没被解决，有的疑惑甚至更深了，但他始终坚信，追求真善美的儒学是有价值的，儒学仍然在国人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有人认为儒家文化是中国人的文化基因，而杜维明认为，儒学是中国人，包括前贤往哲和文化中国的每一个华人，都参与其中的集体的意识或非意识层面的“心灵积习”。它被中国人不自觉地接受，并融入生活习惯中。要想儒学在21世纪、在中国人的生活中产生更大的影响，就需要将中国人对儒学的认识从下意识层面主动、自觉地转到意识层面。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我们也并不能消极接纳或是一味攻击，而是需要更深刻地了解它，并实现儒学与西方文化的融会贯通。
当谈到当代人信仰缺失的问题时，杜维明认为这是敬畏感缺失的结果。在他看来，每个职业领域、学科领域都有值得尊重与敬畏的塑造者、支持者与权威人士，我们需要尊重长期以来先驱们创造出的不同价值。如果任何权威都被解构，那么我们便会丧失尊重感、产生无所适从之感。
杜维明还指出，现代人缺少“立志”的观念。王阳明曾说：“不患妨功，惟患夺志。”生活有其琐碎与平凡，但我们不应忘记留出一些与自己独处的时间，追问生命的意义。杜维明提出，可以从人与天、地、社会的关系来思考人生的意义：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我的成功对身边的人有什么意义？我是否拥有与天地万物的关联感？是否感受到了我的生存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我是否对生存的社会与自然环境怀有责任？现代人追求成功固然有合情合理的一面，但人也必须拥有超越意义上的志向与抱负。颜回虽然在财富上一无所有，却拥有“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的远大抱负。
杜维明认为，建立志向后，我们应像王阳明所说的勤学以成志，并经常“改过”。他还提出要广交朋友，与朋友互相提携、勉励、向上，在追求真理的路上多一分陪伴。 （校报记者 施林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