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的学术创新

　　不知不觉间，我来到北大任教已有21年了。也许是有了一些年纪的缘故吧，有时会反思这20年来自己所走过的路，偶尔也会有一点怀旧。20年前的北大校园和今日的校园相比，少了几幢现代的大楼，校园里难得看到汽车，校长办公楼内部的结构装潢十分质朴但却让人感到十分舒服。那时许多老一辈学者如费孝通、季羡林等在学术论坛上依然十分活跃，他们学贯中西，高屋建瓴，对中国社会和学科发展的洞见常常使我们这些晚辈欣然折服。
　　时光是留不住的，北大也总是要变的。一座座新楼在燕园拔地而起，老一辈大师们陆续仙去，办班招生的横幅映照着周末充斥校园的豪华汽车，给古老燕园带来一幅全新的景象。在那些政府用以评估高校业绩的一连串各式各样的指标上，北大保持名列前茅。这些各式各样的指标读起来也只是一串串数字，但在这些数字背后，北大的各个学科在这些年里又做出些什么呢？大学的标志，不是大楼而是大师。作为一座学术殿堂，北大曾汇集了许多不同学科、不同流派的学术大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曾引领过中国的学术潮流与发展。那么，今天北大在什么程度上仍然能够发挥这样的作用？北大的师生们又将如何去面对这样一个新的形势？
　　现在中国社会整体的氛围是浮躁的。政府制定了许多的考核指标，每年组织无数的评估活动，身在体制之中，要想超脱谈何容易。加之办大学需要经费，培训办班当然比学术研究能够取得更好的经济效益。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要坚持以学术研究为追求，那是需要有一点定力、也需要一点策略的。回想起当年西南联大的师生们，天上日本飞机轰炸，地上国民党特务骚扰，在那样动荡艰苦的年代，大家仍能做到认真地教书、认真地学习。那样一种精神正是北大师生今天应当不断回顾和继承的。
　　学术研究的灵魂是创新，离开了创新也就无所谓学术。作为一所综合性大学，它对于国家和民族的主要贡献应当是产生具有创新思路、引领学术前沿的研究成果和培养具有学术素养、人文精神、社会责任和高尚人品的青年英才。纵观现时中国大学的现状，为了创造一个学术创新的氛围和风气，可能有四个方面是值得我们去关注和努力的。
　　一曰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中国近百年从帝制走到民国，又从民国走到人民共和国，先是效法欧美，后来又效法苏联，最后发现任何一个现成的发展模式都不能完全适合于我们这个有着几千年文明历史的大国。但是各国的这些现成的发展模式、政治体制总给我们的头脑留下不少教条和框框，束缚着我们的思维。所以解放思想是学术创新的必要前提，祖宗是要尊重的，洋人是有长处的，但是中国人不能被现成的模式框住，小平同志解决香港回归问题所采取的“一国两制”的方法，就是现代中国政治史的创新。探寻真理必须解放思想，同时真理的检验只能通过实践。当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是近30年中国体制改革的思想前提。否则所谓“真理”就只存在于领袖人物语录和政府文件中，自然也就无所谓学问了。
　　有人担心学术界的解放思想会造成思想混乱，其实这一顾虑大可不必。在解放思想的氛围中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言论，简单和笼统地讲，大概左、中、右的观点都会有。只要是学术取向的观点，有些偏差又会怎样？“兼听则明，偏信则暗”，难道我们的政府连唐朝帝王的胸怀都赶不上？再则“学术无禁区，宣传有纪律”，如果有关讨论使用学术语言并大致限制在学术期刊、学术研讨会和学术专著这样一个范围内，就不会对社会大众造成负面的影响。解放思想，广开言路，利大于弊。
　　二曰开拓思路、提倡国际视野。中华文化和中国学术研究有自己历史悠久的传统，也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它的长处曾经使中国一度成为东亚各国学习的榜样，它的短处在“鸦片战争”后也使中国一度处在被列强肆意宰割的屈辱地位。使“中学”和“西学”的知识体系有机地结合起来，把中国人的人文思辨传统和西方人的科学实验精神结合起来，真正具有国际视野，广泛占有中国和世界各国的学术成果积累和最新研究视角，这才能够使我国的研究具有创新的基础和潜力。
　　三曰立足本土、注重实地调查。在社会科学领域，立足本国实际国情和开展实地调查研究是获取最基础研究素材的主要方法。在外国行之有效的东西，在中国就不一定行得通；在我国沿海行之有效的办法，在西部地区就不一定会奏效。“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个话是对的。毛泽东同志也正是通过大量实地调查来了解中国社会结构和各种政治势力的对比，以此为基础制定中国革命的战略和政策。港台学者在70年代讨论的“社会学本土化”问题，也是强调要以国情为基础，在研究中国社会的过程中逐步提炼总结出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理论。
　　四曰兼容并包，崇尚自由讨论。从蔡元培老校长开始，兼容并包就是北大开展学术活动、鼓励学术创新的精神核心。只要是真正以学术研究为导向，各种学派、各种观点都可以在北大校园里自由讨论。谁对谁错，自有事实来检验，自有历史来做结论，我们又何必那么匆忙地来限定一个“标准答案”呢？《北京大学学报》和北大各院系办的学术期刊，就是体现北大兼容并包、自由讨论精神方面的学术园地。今天的中国仍然处在一个深化体制改革、探讨新体制和新模式的进程之中，无论是对历史的反思还是对未来的建议，各种不同的观点和建议都应当有一个发表的场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只要抱着一个学术讨论的态度，尊重不同意见，那么我们不仅可以在校园的讨论中深化认识，接近真理，而且还有助于在中国社会形成一个“不打棍子”、“不戴帽子”的自由讨论的学术风气。如果这个风气能够在中国社会建立起来的话，最有条件的地方就是北京大学。
　　在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在积极吸收和借鉴国外社会科学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中国社会的大量深入系统的实地调查，我们是有可能在社会科学各个学科都逐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的。“江南有橘，移之江北，则化而为枳”。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历史，就是中国这一方天地的水土，外国的理论移植到了中国，总是与中国国情有些距离。外国的果树移植到中国来，在新的水土上会长出新的品种，枝叶和果实与国外的会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味道多少会有点不同。对两者之间的区别和造成区别原因的研究，就是中国人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可能的创新之处。对产生创新观点的研究过程反思和总结，又会推动我们在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领域的创新。
　　费孝通教授是国际著名学者，他的一生跨越了三个历史“朝代”，学习了中西两种文明。在社会学领域里，他早年提出的“差序格局”至今仍是中国社会学家在社会结构理论中具有独创性的观点；在民族研究领域，他提出的“中华民族一体格局”是总结中国民族史和理解今天中国民族关系的具有独创性的观点。他在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界是一个真正做到了学术创新的开拓者。
　　在自己一生的求学、研究过程中，费孝通教授对西方传统的社会学、人类学这两个学科都有深入系统地了解，他在大学期间在燕京大学学习社会学，硕士期间在清华大学学习人类学，博士期间又赴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学习人类学，回国后在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工作，之后又在清华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系任教，在中央民族大学任教。“文革”后受中央委托在中国大陆重建社会学学科，先是创建了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1985年又创建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1992年费孝通教授建议更名为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根据自己一生的学术经历，他明确提出：在学科体制上我们不必学习西方，社会学和人类学这两个学科在中国没有必要分家，应当紧密结合。源自西方社会的社会学理论需要经过在中国社会中的检验才能被应用到中国，这种跨文化的理论检验方法需要借鉴人类学的跨文化调查方法；而以研究异文化为学科源起的西方人类学，擅长于微观社区和个案的研究，在理论提炼上也需要借鉴具有宏观视角的社会学理论。费孝通教授对于学科建设的这一观点，鲜明地体现在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的体制和他指导的研究课题中，这就是学科的创新，也引领了研究成果的创新。老一辈学者竭尽毕生经历体会出来的学科思路，应当为我们这些后辈学者所尊重。
　　北京大学的学科齐全，许多学科都拥有悠久的历史和大师级学者，各个学科的老一辈学者们肯定也都曾像费孝通教授那样，对本学科的建设特色提出过自己的观点，也在他们过去的学术生涯中予以实践，在新的思路中努力创新。他们学贯中西，经历了中国社会的大变迁，经历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大反复，他们的社会阅历和对中西文化的洞悉远不是我们这一代人可以比拟的。假如我们北京大学各院系、各学科的师生们能够充分地把老先生们的心得体会发掘整理出来，在揣摩思索中把它们纳入我们自己的学术实践中去，北大的学术传承就可以做得更加自觉、更加有效。这种学术传承是我们进一步创新的基础。
　　如果我们的思想得到解放，思路得到拓展，有本土的实证研究素材，又有宽松自由的学术讨论风气，加之积极吸收老一辈学者的学术精华，继往开来，北大的学术创新在未来年代里一定可以走出一个新局面。
　　马戎，男，回族，1950年出生，北京景山学校1967届高中毕业生，1968-1973年在内蒙古东乌旗插队当牧民，1976年毕业于内蒙古农牧学院农机系，1979-1982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习，1982年赴美国布朗大学社会学系学习，1984年和1987年获社会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87年到北京大学任教，1990-1991年期间在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现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